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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帝”凱文·凱利在中國

作者: 吉寧博士  上傳時間:2016-03-22  瀏覽:147
凱文·凱利(Kevin Kelly),《連線》(《Wired》 )雜志創始主編。

3G門戶總裁張向東對話凱文·凱利。
“最后,我不明白這種蜿蜒的結構怎么能把人擋在外面?”凱文·凱利提出疑問,然后又給出了自己的理解,“其實我覺得長城更像一個符號,或者是一種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哪怕在當時我也不認為能夠起到防御作用。”
12月4日晚上,剛剛游完長城歸來的凱文·凱利,在參觀了3G門戶北京公司后,與該網站總裁張向東在晚餐席上作了這次“閑談”。<!--more-->
他們是從長城開始聊起的。這是凱文·凱利第一次來中國,他說自己原本設想的長城應該是起伏比較大的,結果因為當天去的是金山嶺那一段,而不是在媒體上常見到的八達嶺段,有些失望沒有見到想象中的長城。
凱文·凱利是誰?或許這是一個不該被提出的問題—《連線》雜志創始主編,“網絡文化”的發言人和觀察者,在硅谷被稱為“未來帝”,對未來的認知被《黑客帝國》搬上了銀幕影響了幾代人……這些激動人心的描述正是說他的。
創辦于1993年的《連線》雜志,曾經被視為是新經濟雜志的一員,如今證明了它更重大的貢獻在于培養了一大幫“技術派”,這本雜志崇尚無線技術及數碼并長期堅持此道,被大批數碼熱血青年熱烈追捧,文化評論家甚至將此等同于1960年代由《滾石》帶動的一代。
年近六旬,凱文·凱利已經卸任主編職務,但他仍被現任主編克里斯·安德森奉為導師。在創辦《連線》之前,凱文·凱利是《全球概覽》雜志(喬布斯最喜歡的雜志)的編輯和出版人。1984年,他曾發起第一屆黑客大會。他的文章還出現在《紐約時報》、《經濟學人》、《時代》、《科學》等重量級媒體和雜志上。
12月初,凱文·凱利首度來北京,因為作品《失控》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過去十年,公認最具智慧和價值的一本書。”《長尾理論》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如此評價這本書,這部被譽為對現代和未來社會的“ORACLE(神諭)”之作,初版于1994年,書中前瞻性地提到了許多今天正在大熱的詞匯:大眾智慧、云計算、物聯網、虛擬現實、網絡社區、網絡經濟等等。
“您的問題會不會很尖銳?”面對生于1970年代、中國互聯網的年輕總裁張向東的“請教”,凱文·凱利幽默地反問,并邊吃水煮魚,邊開始了訪談。
<strong>張向東對話凱文·凱利</strong>
<strong>大網絡時代的蜂群效應</strong>
張向東:您曾提出技術最后能夠成為一個智能的系統,這個智能的程度可以達到和人一樣思考。我認為智能時代的到來的前提是一個必須全面了解個人信息的終端,手機是智能時代的開始,不知道您是否認同這個觀點?
凱文·凱利:其實我認為不管是臺式機、手機或者是其他移動終端,都不會成為智能的第一代表物,真正的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一個全球性的大網絡,將所有的東西都接進來。包括2005年我跟Google的創始人之一Larry Page談的時候,我問他們到底想做什么?當時Larry Page給我的答案是Google創辦的初衷就是想做人工智能,那時他們還沒有什么能力賺錢。他們的首席技術官是一個AI(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士。我認為真正的人工智能是出現在全球網絡里,而不是在一個小小的手機設備里,但是手機的確可以讓你訪問連通人工智能的接口。我還是強調數量和連接的概念。
張向東:我同意,手機并不能取代電腦。但從接入終端的形式來說手機是最方便的,從用戶數據信息來說是比較全面的。
凱文·凱利:對。我同意你的這個觀點。我覺得人工智能也需要吸取、感知等等這些東西,單純的一個大腦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我認為像手機可以做這種智能的感知器或者叫傳感器,這是非常好的工具,能夠把各種刺激傳到大腦里來,這樣的大腦才有意義,不然大腦是沒有意義的。
張向東:您能不能解釋一下您提出的“the one”這個定義,以及您對“the one”的想象?
凱文·凱利:我還是拿蜂群來作比喻,一個蜂群的行為特征,如果從個體的蜜蜂來看是找不到的。但蜂群的整體行為特征又是從許多個個體而來,比如說蜂群擁有的記憶能力,如果我們用某種杠桿衡量蜂群的記憶能力的話,它要比單個的蜜蜂的記憶能力長很長時間。
將來“the one”的這種系統也是類似的,就是說所有的3G也好,手機也好,連成大網絡后會浮現出來完全不同的行為特征。這些東西通過單個的手機設備是無法覺察到的。
<strong>信息社會不需要統一的貨幣體系</strong>
張向東:我感興趣的還有貨幣問題。在信息社會,我會覺得信息貨幣比電子貨幣更讓我認可。因為將面臨虛擬財富的問題,比如游戲公司倒閉了,游戲里的財產應該是屬誰。
更新的問題會出現,比如說如果網絡并不是共通的,在某一個網站里積累的信用度和財富,在另外一個網站可能不被承認。您覺得是否應該用信息貨幣這一類的方式來闡釋?
凱文·凱利:其實錢本身在現代就是信息了,比如說我在網上付美金的時候,傳一個微碼給對方,但并不是付真正的美鈔。那么問題就在于,信息貨幣到底是什么?它跟現有的貨幣有什么不同?如果要新引入一種幣制的話,需要有很龐大的東西支撐它,這是不太現實的。
另外,我們也不需要創建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因為統一的貨幣體系要面對很多很復雜的問題,比如說通脹,比如說信用的作弊或者是造假或者是濫發貨幣等等。比如說歐元是在歐元區里試圖統一起來,但是已經顯示出很多的問題。而且虛擬貨幣也有通脹的問題,因為這個貨幣本身是假的,最終它的制造方式和發行是打印或者是怎樣,你沒法控制。從用戶或者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講,我也不認為有必要有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最后可能需要一種通用的貨幣,比如說美元黃金這樣的,但是不必有一個統一的體系。
張向東:我的下一個問題正是虛擬經濟里的版權問題。實際上原本版權法之所以存在是為了鼓勵經濟發展,而現在生產和傳播變得越來越方便,版權成為互聯網發展的障礙。您覺得什么方式可解決這個問題?
凱文·凱利:這個最核心的問題是中國目前沒有很完善的版權保護機制,西方要求中國有這些。但是西方要求的實際上是工業時代的那一套東西,我覺得不合適,中國應該采用一套21世紀的新機制,但問題是現在沒有現成的。其實我更愿意有人能夠發明這樣一個體系,所以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到底什么樣的網絡保護體系更好,而且比工業時代的體系更好。一個要點是以前的版權保護給的時間太長了,人死后幾十年都要保護,一點都不合理,無法有效地、盡可能廣泛地傳播,廣泛傳播才可以刺激后來者創造更多的東西。所以縮短版權保護的期限,這是必須的。
<strong>不會再寫紙質書</strong>
張向東:我非常喜歡中文版《失控》的封面,非常恰當地闡釋了您的思想,您認識這個設計師嗎?對現在的人們來說,這本書可能太厚了?
凱文·凱利:很遺憾,不認識。你說得對,這個封面就闡釋了“失控”的理念。個體是無意識的,群體在整體的失控中卻找到了方向。網絡帶給這個世界的改變就是這樣。
時常會有人在讀這本書某一段的時候寫信給我,表示他對那段的感覺。尤其是書的前面那一段,有一個場景是一個人在空中飛,那個飛機用“是”和“否”這兩個選擇來駕駛的。很多人重復讀這段,可能今年沒讀完,明年又重新讀一次。
張向東:您的新書《技術到底要什么》也出版了。現在人們的交流越來越現代化,從以前寫書變成寫博客,再變成寫Twitter,會不會以后您的寫作也會慢慢變得像Twitter一樣?
凱文·凱利:你說的這個未來的趨勢,我以后肯定會朝這個方向做,因為這本《技術到底要什么》是我最后一本紙質的書。我12年前也出版過那種很薄的書,那是一個中文版的,關于網絡經濟的12個規則,我現在已經把這本書的整個內容以博客的方式寫出來了。
張向東:您個人的習慣是怎么樣的?比如說您與信息世界、與互聯網領域發生關系的方式具體是什么?
凱文·凱利:我甚至還在讀紙質的報紙,像《紐約時報》,這是我每天都要讀的。我還讀很多科學雜志、刊物什么的,包括很多科學家發表的那些論文。在我的辦公室里面有兩層樓的書架,然后我讀很多不同科學家的書。Twitter盡管是很高層次的一種信息化的分享,但我不想停留在表面,希望有更深層次的了解,從這些讀物里挖掘出更多的信息來。
<strong>中國的信息文化很強</strong>
張向東:您的工作花很多時間在對未來的思考上,這個人生方向是什么時候決定的?為什么自己不做一個互聯網公司?
凱文·凱利:我其實早期就已經設立過一個互聯網公司,那還是互聯網還未興起時,我做了一個叫做Hotpot.com的搜索引擎。而且我是《Wired》(《連線》雜志)的創始人,以前雅虎的創始人Jerry Yang看過《Wired》的封面,然后互聯網的那種文字廣告和圖片廣告,早期的形式是我第一個推出來的。所以說我做這種互聯網公司很多年了。我對人們最好的貢獻不是在互聯網上,我覺得我以更高的層次從一個更大的框架探索問題,我得回來的那些智慧跟人家分享更加有意義。我現在的KK網站每年都是贏利的,很小的網站,只有兩個人在做,有一個板塊是分享一些生活中發生或者是有用的東西。
張向東:我還知道您很喜歡旅行,看到您的個人網站上有很多的旅行照片。
凱文·凱利:因為旅游可以擴大我的視野,增加很多的信息。我在《Wired》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出一些框框來,提供跟別人不一樣的想法。
張向東:你現在已經卸任主編職務,還參與他們的工作嗎?
凱文·凱利:我現在的股權已經出售,可我還有一個工作就是去熟悉寫作的這些人,然后每個月至少跟《Wired》的老板碰一次面,跟他交換和分享信息。
張向東:在過去的一些年里你對于中國互聯網的了解大概有哪些印象?
凱文·凱利:中國本身在信息文化方面很強,即便它在技術上沒有超越美國。我相信比較強的這種文化,比如說我出門從來不帶手機,你們這邊每個人都帶手機,人們吸收信息化的這個量是非常強的。正因為此,中國會在以后的互聯網時代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跟印度一樣,印度也是,科技不是最領先,可是有很多人在渴望吸收和分享信息,其實這是一個力量。
張向東:再問一個問題作為結尾,您是如何擁有這樣的智慧?年輕時代是怎么度過的?
凱文·凱利:20歲的時候,我沒有去讀大學,而是選擇了周游世界,直到現在,我閱讀大量的書籍,和聰明的人交談。
[錄音整理/王娜、 翻譯/Brian Lee博士(3G門戶副總裁)]
南都周刊記者_小敷 攝影_邵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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