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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經濟學人對國內經濟學發展的誤導 (1)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12-25  瀏覽:174
  內容提要:當前國內經濟學界流行一股強烈的國際化思潮,正因如此,海歸學者快速主導了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以及教育改革。然而,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本身的缺陷以及海歸學者知識的偏狹,導致了國內經濟學并沒有取得多大實質性進展,相反充斥了功利主義的形式化取向。為此,我們就需要對當前這種國際化的取向和途徑進行深刻的反思。
  一、引言
  當前,經濟學界把理論研究當成了自然科學來對待,強調經濟學的國際接軌;正因如此,為了與國際接軌,國內各個部門、各個高校都傾其全力引進海歸人士,以致海歸學者主導了經濟學的教學、科研乃至整個經濟學科的發展。但問題是,海歸人士中有多少是真正為了追求學術,有多少人在從事真正的基礎理論研究?蕭公權曾寫道:“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是有些留學生過于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系、課程,以致論文題目,多務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就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后自稱曾經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他事業中混跡”。[1]顯然,如果任憑那些并非由真正的學術理念的人來支配學術,那么,中國的教育改革會以及未來的學術走向會呈現出何等面貌呢?其實,盡管海歸的引入對傳統日益僵化的經濟學之革新起到非常重大的推動作用,但這種作用顯然已經被過分夸大了,乃至學術界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海歸拜物教;事實上,這些海歸們往往憑借他們與西方學術接觸的便利就可以把青年學子佩服得“五體投地”,但社會大眾、青年學子以及知識階層對海歸本身的理論素養不足以及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內含的理論缺陷卻往往認識不深。為此,本章就海歸經濟學者對經濟學理論發展起所的作用,以及他們所發起的經濟學改革運動對中國經濟學發展所產生的真實影響作一剖析。
  二、海歸經濟學人能夠且已經做了什么?
  其實,盡管當前的一些海歸經濟學人通過幾年的“畫足買履”而初步掌握西方經濟學文章的寫作程序和規范,但其本身的理論素養卻是嚴重不足的,甚至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也往往一知半解的。例如,鄒恒甫在其博客中就承認,“我們哈佛的幾個瞎學,從來沒有把MAS-COLELL和MASKIN的高深的東西搞懂。我們全是機會主義分子。這叫我怎么能瞧得起我自己和我的所有學弟(錢李白王許胡。田國強就比我們幾個在數理經濟學方面要好多了好多了---不過他也是世界上的三流”,“我最喜歡說維迎、樊剛、陳平、吳進璉他們對高深的數理經濟學是‘狗屁不通’,而田國強、譚國富、周林……,他們非常好!……我聽維迎同志的課,那可好笑啊:他根本不能證明MWG里的定理。這太誤人子弟啦!”[2]正因如此,那些擁有顯赫學術背景的大名鼎鼎人物一旦回國就聰明地進入了投行、政府部門,如胡祖六、謝國忠、李山、蔡京勇、徐子旺、許小年以及易綱等就是如此;那些留在高校的,如果有際遇就從事教育事業,進行所謂的經濟學改革,如張維迎、田國強、錢穎一等都是如此;而那些留在高校而沒有行政權的則熱衷于MBA教學,如白重恩、李稻葵、武常岐以及周春生等就是如此,另一些人則辦起了商業咨詢、股市分析或者直接依附于某些學術土霸。這些都是鄒恒甫看到而無法遏阻的,即使鄒恒甫自己,也比較識體地進入世行搞扶貧工作,在國內也到處普及經濟學教育,充當學術界的什么“后勤部長”。
  究其原因,這些海歸本身是非常聰明的,他們深知,如果遵循西方的那個套路,自己將“一事無成”;因此,與其在學術之路上吊死,還不如以此為敲門磚撬開一個新天地,至少可以用它來謀生立命,也不妄留學這幾年的辛苦。當然,之所以采取這類行為,除了是知識結構淺薄使然外,更與他們的人身素養有關:社會責任感存在嚴重不足;試想:自己不從事理論探索,但為何又要引導學生重蹈此不通之路呢?又如何引導學生從事艱辛的學術探求工作呢?記住:教青年學子不在乎教師說了什么,而在于做了什么,言傳身教阿!正是在海歸學者的主導下,經濟學界充斥了追求數量和實證的形式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教學也越來越與現實相脫節;正因如此,筆者以為,當前經濟學這種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的風氣很大一部分要由這些海歸學者負責。一般地,海歸學者的所作所為之所以會導致并強化了經濟學界業已出現的功利主義學風,主要在于這樣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在于海歸學者自身的理論素養和學術態度。現代留學海外特別是專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其家境和抱負大都與一個世紀之前的陳寅恪等無法相比,因而他們留學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學位,從而謀得一個殷實而具有光明“錢圖”的職業;這樣,由于在海外是非常辛苦的,語言既不好而又想早日獲得學位,必然要尋求一個主流化的學習捷徑。正因為如此,當前這一群海歸學者不可能像陳寅恪那樣為了真正的知識而到處“游學”,為了知識寧愿舍棄學位證書也不愿遵循體制在一個地方耗費太久;他們關心的是,如何選擇一個“實用”的專業,并如何盡快地獲得學位。正是在這種“實用主義取向”的心態影響下,盡管數學、理論物理以及人文學科等形而上的學問對一個國家或社會要重要和深遠的多,那些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幾乎都選擇一些實用學科,而被視為顯學的經濟學就成為他們競相選擇的專業。而且,為了盡早地獲得學位,他們根本不敢違背導師教授的研究典范,而熱衷于“依樣畫葫蘆”地加以模仿也能夠完成學位論文;[3]事實上,這些留學生的治學態度大致就是:學一套流行的研究方法,找一個相關的研究題目,趕快把論文完成。正因如此,絕大多數留學生所讀的專業書籍必然相當有限,更不要說其他有主義擴大視野和提升思想的書籍;而且,他們往往是基于容易獲得相應學分的考慮而選擇課程,然后根據導師的要求做一個令導師滿意而容易通過的論文,如果導師過于嚴厲的話則往往傾向于換一個要求較松的導師或學校。
  另一方面在于歐美學術本身的功利主義傾向。隨著20世紀20、30年代以來實用主義的興起,尤其是由于20世紀60、70年代后終身制的激勵,歐美尤其是美國社會的學術風氣已經大大改變了: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高校僅僅出于獲得穩定職位以謀取生計的目的,而不是出于探求學問的學術理念。正是在這種學術氛圍下,學者們不愿作長時間的著書立說,而是熱衷于發表論文;不是勇于對主流理論和范式進行質疑,而是對主流的附和及鼓噪,從而強化了學術的主流化傾向。顯然,也正是這種功利主義的引導,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日益步入一個形式化的路徑,它極力追隨自然科學,因為自然科學取得成果的生命周期要短得多;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就日益“追隨一個取材于自然科學的理論假設模式:理論的建立基于少數基本設想,它的內容應該簡潔精確,以便在現實中得到檢驗。但這些檢驗只能暫時證明或者反駁這個理論,所有證明都是暫時的,因為不能排除將來某一個試驗的結果可能會推翻這個理論。所以對科學家們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他們必須竭盡全力‘裝點’自己的假設”。[4]正因為如此,數量化成為經濟學論文的主要傾向,對那些剛入門的經濟研究者而言更是如此,這當然也成為中國留學生的首選研究方式;而且,基于這種環境,那些具有數理背景的人在國外學術界的生存就具有明顯的優勢。
  正因為絕大多數海歸經濟學在國外都是憑數理立足或者把精力主要用于數理方面的,因而在獲得了學位后也就想當然地以為經濟學研究就應該如此,回國以后大力鼓吹數量化道路也就在情理之中。君不見,那些在國外立足的不是幾乎全集中的計量領域嗎?回國鼓吹數理和實證的不也正是當年憑借理工科身份出去而搖身一變的“經濟學家”嗎?顯然,這是典型的經濟人的學術風格。筆者不幸,無緣在少年時代留學歐美,筆者也過于淺陋,對歐美教育體制沒有作多少系統研究;但就其形成的功利主義文化而言,則已略知其教育也不純為求知之故。其實,愚頓如筆者者也能明白,在美國當前的教育體制下,博士論文的寫作一般有一個基本的行文格式:首先選擇一個可行性的題目,尤其是這個題目能夠構建一個正規的數學模型;其次,構建出一個模型以后開始找一些數據來進行實證,最好是能夠使用一個剛被提出來的新的計量經濟學的技巧;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選擇題目時要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并同時要考慮到這個題目可以分解為幾個可發表的論文,從而保障畢業后盡快獲得終身職位。[5]顯然,這是一個訓練的基本模式,大部分學生(尤其是中國學生)在攻讀學位期間都遵循這個模式,為的是盡快獲得學位或者獎學金而不是真正的學問,因而對其他領域的知識實在知之少而又少;況且,在歐美學校中,要獲得更多的學分往往伴隨更多的學費,而這是中國留學生不能也是不愿擔負的。
  因此,盡管在歐美取得博士學位是比較艱難的,但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些海歸學者僅僅是受了些基礎的研究訓練,在表達工具和檢驗分析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訓練,但根本上還沒有涉及到理論研究中的前兩個層次:方法論層次和理論素養此次。特別是,我們必須明白,博士階段的訓練僅僅是研究的一個入門,是對一種研究工具的訓練,而并沒有進入了真正的經濟學研究;因為所謂的“研究”根本上是問題型的,這包括“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兩個方面,而任何的問題的提出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更不要說是解決了。事實上,歐美那些能夠成為經濟學大師的,決不限于博士論文寫作時期的對傳統工具的機械套用這方面,而是深入到對整個社會現象內在機理的探索,或者對分析工具本身的探究。顯然,由于生存的壓力和知識的淺陋,絕大多數的海歸學者的知識都相當匱乏,也就不可能在思想和理論方面有所作為,也很少對內在機理的探討,而是熱衷于數理模型和計量實證方面。例如,林毅夫就承認,“華人經濟學家大多數是讀大學時才到國外,拿到學位以后,又留在大學教書,所以雖然人在國外,其生活經驗局限于大學校園,對于所在社會的現象仍然是置身其外,霧里看花,難以吃透。因此,對于他們來說,研究沒有社會內容的數理或計量方法較易取得成就,而對以社會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理論研究則較力不從心”。[6]即使在數量領域,他們也很少能夠做出原創性貢獻,而是作些所謂的驗證工作。因此,我們說,盡管在國外獲得學位的海歸們在基礎訓練方面具有優勢,這可以用于上課教學等,但對學科的整體發展真是非常寡知的,也根本就沒有真正理解學術的內涵和發展的本質。
  然而,不幸的是,盡管這些海歸們取得了博士學位的過程中并沒有真正進入到學術研究之中,甚至在國外的一般性大學里都難以找到一個象樣的教職;但是,一旦回來后這些海歸們卻儼然成了學術權威,這不僅體現在他所訓練的建模方面,乃至擴展到對學科發展的所有方面。而且,他們在此后的“學術”研究也很少有什么新的成果,似乎那些博士論文已經成為他們研究生涯的學術頂峰;盡管如此,目前的學術界似乎對此一點不能、不愿或是不敢審察,相反卻心甘情愿而盲目地跟隨這些海歸學者,以至全國的學術發展都為他們所左右了。其實,在當前學術界,即使絕大多數的海歸們并沒有學到什么真正的研究方法,本身也不搞什么真正的研究;但是,只要他們能夠把原先在課堂上學到的一些“知識”和“理論”講清楚,他們就會受到學生廣泛的歡迎,而如果能夠用原版教材進行授課的話,就會受到學生更為熱烈的吹捧,甚至常常被譽為“真正的學者”。究其原因,在當前功利盛行的社會中,學生來課堂上聽的是新鮮的趣聞而不是切實的思考,那些海歸們往往時不時地講一些海外經歷或者引用一些英文詞匯都會引得學生的“敬佩”;況且,熟悉這種“話語”還可以和美國的教育制度搭上線,從而有利于將來出去留學,至少也可以作為吹噓的資本和自我精神的滿足。
  其實,學術界真正的思想往往都是來自非主流的,因為現在的主流就是以前的非主流;而且,非主流的東西一旦上升到主流地位就逐漸喪失了其思想性,因為長期的主流化過程使之日益僵化和教條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經濟學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人文性、規范性和思辨性,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地位確立后,這些特性都逐漸消逝了。同時,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特殊性和本土性,這是因為經濟學所研究經濟現象的制造者“人”本身已經被社會化了,其思維和行為受其自身的文化影響;因此,不假思索地照搬西方的研究思維、分析方式及其相應理論反而會窒息對本國社會現象的真正理解。臺灣的楊國樞等就感慨說,“我們所探討的對象雖是中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中國人,所采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我們有意無意地抑制對自己中國式的思想觀念與哲學取向,使其難以表現在研究的歷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評地接受與承襲西方的問題、理論與方法。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趨,以趕上國外的學術潮流為能事”。[7]盡管如此,由海歸學者主導的國際接軌卻往往只是強調經濟學的普遍性、客觀性,而抹煞了它的特殊性和本土性;試問,如果整個學術盲目地被這些“海歸”牽著走的話,那么中國學術何時才能夠出現真正的內發性的思想和經濟理論呢!
  當然,主流的觀點卻認為,如果不通過海歸們將西方學術大力引進,那么,我們的社會科學如何能夠趕超世界水平,與國際接軌?這也正是各個高校大力引進海歸學者的原因,有的學校竟然開始讓剛獲得博士學位的海歸學生轉眼成為博士生導師。毫無疑問,這些“年富力強”的海歸能夠教給學生的并不是他們已經形成的洞見,而是轉售那一套從西方剛學到的規范和形式,以致整個學術界形成了一種形式模仿和攀比的浪潮。問題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真正目的何在呢?是為接軌而接軌嗎?事實上,這些海歸們的所為真的有助于學術接軌嗎?還是僅僅看到了“皮”,并為了私利而在刻意地“畫皮”?一方面,在這些海歸們看來,“像物理學家一樣,經濟學家的訓練所采用的教學方法,譬如各類問題寫作,也不是鼓勵質疑基本原理。……雖然問題習作似乎是中性的,但學生學習接受的是某種特定的詮釋。類推法不同于自由發問及作出質疑這些公認的科學方法,它引導學生把核心教材視為價值寶貴、無可置疑的專家共識”;[8]除此之外,就是大量的數學訓練以及計量軟件的使用,或者便是對幾篇“經典”文章進行解剖性的模仿。另一方面,社會科學的研究本應該潛下心來對人類積累的知識和思想進行梳理的工作,人類真正有價值的思想不可能在不斷地變化;但是,由于歐美本身求新求變的短視思維造成了學術上的功利主義,而這種功利主義學風經過這些海歸們的手而更加受到扭曲和變形。
  而且,即使在這些海歸們在教授主流經濟學方面具有比較或絕對優勢,但他們的教學本質上不是務實主義的,因為,他們的教學往往僅是附和和夸大所謂的理論前沿,而不是出于提高學生認知的目的而引導學生如何進行反思。事實上,經濟學教育的務實精神就是要培養學生在日常生活和專業上獨立思考的能力,需要引導學生面對真實的經濟現象,考慮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制度環境,對不同的理論進行比較和思辨,從而能夠更好地理解每個理論的適用性及其內在缺陷;只有經過這種務實的教育,才是對學生真正有用的,因為即使他們以后沒有成為經濟學家,他們也學會了獨立思考,處理數據和評估理論觀點。然而,盲從主流的海歸派能夠教導的主要是制作paper的技能,這種技能看似有利于學生獨自的研究,但這僅僅是對于發表毫無意義的文章和判定職稱很有功效,但卻根本不具有教導學生如何認知社會的功能,更無法培育觀察和理解社會現象的視角和理念。科蘭德就指出,“為了使學生掌握一般化的模型,從形式上對一般化的模型進行修正,以示由于特殊的案例,對于學生來說可能是個有益的練習,但是對于從事應用政策經濟學研究的經濟學家來說,它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同樣地,一旦一般化的模型被發展了,對該模型的具體含義進行檢驗就幾乎沒有什么意義了,還不如把它當作教學的聯系”。[9]
  其實,歐美著眼于paper上的研究也有其一定的條件,因為相關研究人員主要經歷都在研究上,對所參考的paper提出的新的觀點有充分的了解,對其所參考的文獻也了如指掌;但是,中國的研究人員大多數精力都在研究放在“制作”課題、“炮制”建議以及從事行政事務乃至專注于搞各種人際關系上,而與此同時,為了獲得學術聲譽或者為了職稱升遷乃至為了獲得金錢獎勵而派生出的寫作或發表文章的欲求,在這種前提上,也參考幾篇流行雜志上的文章就開始“研究”,無非是為了擴大參考文獻的數量或者是東施效顰、拾人牙穢而已。在如此情形下,經濟學的理論又如何能夠有真正的發展呢?特別是,盡管這些海歸們在那短暫的學習過程中并沒有掌握西方學術的真正精髓,但回國后,為了顯示其與國際接軌的能力,也為了能夠在國內的學術中占據話語權,卻不斷地翻印著西方那些本因功利性而不斷變動的膚淺學術;結果,不但導致國內學者無所適從,而且自己也根本靜不下心來從事真正的理論思索。不過,這也正是海歸們所希望的,因為只有在變動中才能顯示他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否則,如果大家都在靜心搞學問了,也就沒有他們活動的舞臺,因為他們自身也搞不出什么真正的學術來。
  可見,林毅夫在北京大學所做的《中國經濟學:機遇和挑戰》的講演中指出,在當前“西天取經”思維模式下,現在大學里的優秀教師,一般是把國外理論搬回來,進行總結,系統整理,加以闡述;但是,經濟學教學如果是為了幫助學生了解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預測這種現象的演變,進而避免或改變這些現象,那么追求現代經濟學前沿的教學方式就是不合適的。究其原因,現代經濟學的前沿理論通常是發達國家經濟學家提出的,其問題的特性不見得和我國相同;即使有些理論討論的是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問題,也常因為那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缺乏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體認而有隔靴搔癢之憾。因此,以“西天取經”思維方式來教學,很可能把經濟學教育變成教條主義的教育,對學生產生誤導;相反,我們更應該教給學生看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也就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當然,分析經濟現象的方法本身就是一個思辨的過程,而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將經濟學當作自然科學來研究,從而與經濟學日益擴展的研究內容越來越不相適應。也正因如此,筆者特別強調,在教授現代主流經濟學時,我們要對其研究方法的哲學思維加以探究,分析此種研究方法下得出結論的特點以及可能的缺陷。
  三、海歸經濟學人熱衷于教育說明了什么?
  上面的分析闡述了海歸經濟學家在理論研究上的優劣,并重新審視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影響。當然,筆者這里絲毫沒有夜郎自大或者關門主義的味道,既不認為海歸學者一無是處,也不是說國內傳統學者對經濟學的理解更為全面;但是,筆者確實認為,海歸學者至少應該對當前經濟學界功利和浮躁的學風負部分責任,盡管傳統的學風并不見得更好。筆者衷心希望:中國的經濟學發展能夠更全面地吸收海歸們所受訓練中有價值的部分,而不是舍本逐末地強化那些形式上的糟粕;同時,我們也不能對傳統經濟學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簡單地拋棄傳統經濟學中注重理論素養的精華。然而,迄今為止的經濟學教育改革恰恰表現出一種惡惡相加的現象,相互強化,共同敗壞了我們的學風乃至整個社會風氣;正如錢穆說,“把我們自己的一套現前享福的舊人生觀,和西方的權力崇拜向外尋求的新人生觀相結合,流弊所見,便形成現社會的放縱與貪污。形成了一種人欲橫流的世紀末的可悲的現象”,[10]當前中國學術界的風氣正是如此。關于當前經濟學教育改革中的問題顯露,我們可以借2007年6月由張維迎開除鄒恒甫之公案加以說明。事實上,教育本身是一項非常重要,并且需要深厚人文底蘊的事業;那么,為什么出現如此多的海歸經濟學人投身于教育行政呢?為什么這些海歸主導的教育改革往往引起如此多的社會非議?筆者一向關注整個學術體制的問題,而不喜發表針對具體個人的評論;但顯然,這次包括鄒張之爭在內的海歸學者之間的派別化以及相互之間從學術到人格的紛爭暴露出當前由海歸主政的經濟學教育改革潛在的三大問題,從而可以引發我們對當前經濟學教育的深層次思考,是以再作一詮釋。
  (一)暴露了主流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蒼白性
  我們知道,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它需要長期的人文熏陶,所謂百年樹人;但是,目前那些經濟學人回歸后不是“學而優則仕”、“學而優則商”,就是“學而優則教”。顯然,張維迎、田國強、錢穎一、張維迎、吳立范甚至包括鄒恒甫等都是以從事教育為契機而歸國的,而且,這一事件本身就是直接由張維迎推行所謂的教育改革引起,但反觀其他學科的歸國學人大都熱衷于自身的學術研究,一些學者還主動要求退出教育行政崗位,為什么出現如此反差呢?除了傳統的經濟學教育確實存在嚴重的問題外,更主要在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太形式化了:它不需要學術積累,不需要思想交流,也不需要人文氛圍,而只需要有一群掌握現代研究范式或工具的人炮制一些閉門造車式的文章就可以了。事實上,在目前經濟學的學術氛圍下,經濟學科也最容易出成果,因為它的研究成果既不需要被經驗事實所證實,也不需要具有思想的啟發性;相反,只要滿足自洽性的“我向思考”邏輯,就可以大肆發表和宣傳,以致人們往往說“經濟學能夠自我創造需求”。而且,正是由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本身已經日益偏離了實際,于是就轉而強調所謂的排名,這些排名的依據也就是那些注重范式的文章數目;顯然,只要擁有善于制造這類文章之技能的“人才”,這類文章就可以源源不斷地被炮制出來,學科的專業排名也就可以在短期內獲得提升。
  同時,經濟學教育改革所需的成本也最低,因為它不需要理工科那樣的設備和人員投入,也不需要其他人文社會那樣依賴于傳統的學術底蘊和歷來的思想傳承(這往往需要一些學術泰斗的存在),而只需要以高薪挖取或聘用一些年青而功利的海歸就行了。因此,那些以政績為導向的高校領導也就熱衷于從經濟學教育改革中尋求本校學術水平之“提升”的突破,越功利的高校也就越會從經濟學的教育改革入手。君不見,那些原本人文底蘊極其淡薄(經濟學基礎幾乎是零)的理工科院校如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近年來不都是通過大肆引進所謂的海歸而迅速成為經濟學領域的領頭羊了嗎?而且,這些高校往往把經濟學當作自然科學來訓練,主要學一些分析工具而完全不管人文性方面的素養,如出身于工科專業并被保送到西安交大經濟學專業攻讀博士的一位同仁就告訴我,他們的課程就學三高(高級微觀、高級宏觀和高級計量)。近年來,鄒恒甫等在石子河大學、中央財經大學、深圳大學等進行現代經濟學的教育,有人就對我說,鄒恒甫何其墮落矣,在這些沒有學術底蘊的地方能夠辦好學嗎?而我則對他們說,根據現代經濟學的特征和要求,即使在沙漠里也可以辦成一流經濟學院,因為只要有足夠的金錢來聘用一流經濟學家或者那些掌握現代經濟分析技能的海歸就行了,更不要說,它所需要的金錢要遠遠低于其他學科。試想:香港科技大學有什么人文社科的學術底蘊呢?但它正是通過積極吸納那些原本出身內地而在歐美取得博士學位的人士,并通過各項獎懲措施來激勵在歐美雜志上發表文章,如今已經號稱是經濟學領域(包括管理學)全亞洲第一了(以色列除外);但明眼人都應該明白,那里有多少真正人文學術呢?更不用說所謂的理論創新了。
  (二)暴露了當前經濟學人學術底蘊的膚淺性
  我們知道,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本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積累愈益深厚的,但為什么那些海歸經濟學者甘心拋棄原來的學術積累而熱衷于從事教育改革呢?關鍵在于,他們的理論素養嚴重不足,只是遵循主流的規范而在年輕時期做一些程式文章,而并沒有在知識方面有真正的認知;而且,在當前由西方人主導的學術規范下,他們也自知在學術上難有所成就,于是就借“海歸博士”這一敲門磚開始從事教育事業。其實,在自然科學以及文學藝術領域,個人的專業水平與其行政職位往往可以分得很清楚,人們可以很容易判斷他的專業水平并以專業水平來衡量其價值;正因如此,如果在行政事務上耗費精力太多,反而是得不償失的。近日在報紙上看到一段消息,濮存昕就多次向上級提出要辭掉北京人藝副院長之職,他說,“我一定要辭職,讓一個演員介入管理,真的不行,這會把我毀掉。我自始自終都是演員,我自己判定自己,我那點水平,撐不起人藝的發展方向”,在此之前,北京人藝的院長之職已經空缺了長達4年;同時聯想到,張鐵林曾宣稱無論如何也不會擔任下一屆暨大藝術學院院長之職,[11]金庸也辭掉了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之職,等等。但是,在經濟學領域,除非媒體的大肆渲染(有時往往是非常片面的),普通大眾卻很難判斷一個學者的專業水平并以專業水平來衡量其價值;相反,人們往往以其在新聞媒體的曝光程度來認識它,以所謂的“影響力”來評判其學術水平。正是在市場主義的支配下,造成了學術和地位的畸形結合,于是,人們往往蛻變為從其官位上來判斷他的專業學術成就。因此,盡管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更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更需要將學術研究與行政管理分開,所謂的要“活到老學到老”;但是,這些所謂的學術“精英”卻熱衷于行政事務,不是時常聽說,某些教授、博導甚至院士非要爭個院長、副校長干干嗎?
  當然,教育本來也不是誰都可以搞的,從事教育的人需要非常淵博的知識素養、高度關懷的人文精神以及兼容并包的學術態度;顯然,這個要求與一般的學術研究是不同的,如韋伯很早就指出,“大學里醫學院與自然科學研究所的負責人最不適合出任校長,盡管他們具有足夠的行政經驗——因為他們自己的工作已經占據了太多的時間”。[12]但問題是,這是當前中國的教育,而這種教育與行政是聯系在一起的;中國人都知道,在中國,最容易做的事就是當官搞行政,因此,誰都想當官,誰都想掌握行政權力。而且,即使“為官”之后,他們仍然還可以是教授、還是博導、還是在不斷承接各種課題,甚至帶的研究生與日俱增;更甚者,官越大資源就越多,因而那些帶頭人們越是忙于行政事務,科研成果反而越多。實際上,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他們名義下的工作根本不可能是他們自己完成的,除非他們是超人,但他們果真是超人嗎?可見,這些“學而優則仕、則商、則教”的“能人”往往缺乏真正的學問精神,而僅僅是把學術作為一個爬升的階梯;否則,一個真正對學術有稍許興趣和投入的話,根本不可能花這么多時間在行政或社會事務中的。而且,即使那些真正有學術天賦的人,在如今行政導向的體制面前,在紛紜的行政以及各種露臉的事務面前,也斷然是做不了多少學問的。凡勃倫就強調,即使一個誠懇而優秀的學者,一旦坐上了校長的位子就會很快變得像那些笨嘴笨舌但可以把看不見的東西賣出去的商人,他和任何一個小城鎮的銀行家一樣腐敗,受董事會成員的委派“高效有序地”管理這個機構。[13]
  (三)暴露了當前經濟學人學術品行的偏狹性
  本來在學術上無所建樹而從事教育也未嘗不可,問題是,教育需要兼收并蓄的學術精神,而在當今學術界除了鄒恒甫往往毫無顧忌地像老頑童似的袒露自身在學術上的不足外,其他那些“教育新進”們恰恰不具有這等操守;相反,這些教育“新進”們往往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渲染成西方“前沿”學術的代表,并為了維護其權威或壟斷話語權,獲得地位后往往就會像“MBA人”那樣來個清理整頓,將“非我族類”的那些研究全部清掃出去。其實,在當前這些經濟學教育改革中,除了鄒恒甫等少數人士試圖推行更全面的經濟學“國際”接軌外,也即真正的“全盤西化”外,其他大多數人只是熱衷于推行自身懂那么一點的或者能夠占有資源的那些狹隘領域,卻美其名曰是“與國際接軌”;而且,鄒恒甫在與筆者的幾次談話中也對現代主流經濟學一些極端的數理化傾向表達了質疑,并看到了經濟學向倫理學回歸一些最新變化,但其他絕大多數海歸學人都在鼓吹經濟學的數理化,其經濟學改革無非就是將人文性和歷史性課程清除出去,則幾乎將所有的經濟學教育都放在“三高”(高級微觀、高級宏觀、高級計量)上。然而。盡管這些海歸極力踐行“經濟人”理論,把自己從事的那些片面學說吹噓為主流,但他們也知道即使在這個自己“擅長”的領域也不可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于是就大肆鼓噪那些青年學子來“挖金”,從而可以使自己成為國內該領域的“泰斗”。
  同時,為了體現他們教育改革的成效,他們往往會像政府官員一樣抓政績、搞排名,于是各種畸形獎勵和嚴苛懲罰就應運而生了;一是將各種資源用于提高其“政績”的那些獎勵上,而其他需要長期潛心鉆研的理論研究毫不關注;二是對危害本院排名的行為進行懲罰,鄒恒甫們之被開除或解聘在某種程度也與此有關。由此可見,我們可以發現鄒恒甫們之所以會被院校或當政者個人辭退或開除,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鄒恒甫們本身的研究領域與學術認知與當政者存在差異,同時也試圖推行自己所熱衷的那種經濟學教育改革,并在平時的生活和講學中又對那些當政的教育“新進”之學術水平和品行進行調侃;顯然,這些行為嚴重威脅到這些當政者的學術“權威性”,以致些心胸并不寬廣的當政者總想尋找時機報復,即使那些不涉此事者也大都高高掛起,甚至抱著幸災樂禍的心理。二是鄒恒甫門采取了與當政者不合作的態度和行為,譬如文章發表的署名往往掛其他院校名稱,在國內多家高等院校走動從而直接培養了競爭者;顯然,這些行為會損害當政者院校的“學術”排名,更會影響到另一些“教育新進”的政績,從而以違背院校紀律為名加以懲處,而那些相關的校職能部門人士也因鄒恒甫們之行為也影響了自身政績而采取“不置可否”的態度。當然,鄒恒甫們本身作為海歸尤其是名校海歸,不僅能夠引進本身就是這些“教育新進”乃至相關領導政績的體現,而且回國后馬上從各部門獲得的課題以及由此發表的文章也成為他們的政績,這也是當政者們開始會極力拉鄒恒甫們“入伙”的原因。不過,這里還要區分一個絕對和相對的關系:盡管鄒恒甫們以所在院校的名義發表的文章對這些院校和當政者的聲譽和政績而言是絕對增量,但如果鄒恒甫們開始不合作,大量掛名其他院校從而進一步提升那些院校的學術,那么又會使得當初引進他們的那些院校在學術成果及排名上的地位相對下降,這也是這些院校和當政者最終不得不將他們解聘乃至開出的原因。
  可見,當前由海歸學者主導學術科研以及教育改革中存在著眾多教育以外的因素,充斥了功利主義的行為和態度;當然,這種狀況也是有深刻的傳統社會基礎。例如,陳寅恪很早就指出:“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故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今則凡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則一。而不知實業以科學惟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極,只稱下等之工匠。境遇學理,略有變遷,則其技不復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適成為最不實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萬古、衡九亥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使用,積習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謂世界之富商。然若翼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則絕難必也。夫國家如個人然,茍其性專重實事,則處世一切必周備,而研究人群中關系之學必發達。故中國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學。而佛教則未能大行于中國”。[14]同時,目前這種全面西化的改革又與近一百年來吾國吾民普遍的自卑情結分不開的,并由此產生了更為強盛的功利主義傾向,在物欲得到鼓勵的今天更是氣勢恢弘。
  四、簡短結語
  經濟學的發展需要交流,而傳統的經濟學卻由于意識形態的因素而封閉了;因而,無論在思維還是研究方法上,海歸學者對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轉變都帶來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學術發展的關鍵在于堅實的理論基礎,需要建立在有機吸收和契合人類所積累的所有知識的基礎之上,而不能拋棄人類長期以來的思想沉淀而刻意地追求所謂求新求變,就像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應該維護原先的社會基本基礎一樣,否則社會只會陷入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惡性循環。正因如此,經濟學的革新不能蛻變成“為接軌而接軌”,更不能總是抱著“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的態度而盲從于那些不斷求新求變的“主流”和“前沿”;否則,就會陷入新的一種教條主義,或者說媚俗主義,只是盲目地宣傳新的理論并刻意地推廣應用,卻沒有真正搞明白該理論所作發展的價值所在及其內在的缺陷。事實上,國內有如此多的學者在不斷地進行理論創新,但試問,有幾個掌握了基本常識?連經濟學的基本常識都搞不清就開始從事社會科學的理論探索,這不也太荒唐了嗎?布羅代爾所言,“人們每前進兩步,又后退一步,甚至兩步”,“今日世界的百分之九十是由過去造成的,人們只在一個極小范圍內擺動,還自以為是自由的、負責的”;[15]在思想領域也是如此,人類的思想也總是在上演著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路線,有時甚至會倒退到原點之后。
  然而,不幸的是,當前國內經濟學無論在教學還是研究上都處于非常不理性的狀態,人們很少去真正思考我們學習和吸收經濟學理論和分析工具的目的是什么,“國際接軌”的具體內容和形式都受海歸學者所支配,這是一種典型的卡里斯馬式學術。而且,在當前這種學術氛圍下,這些海歸人士本身就是非常極端功利的,他們往往會片面渲染自己所擅長的那些學派的價值和重要性,而對其內在缺陷卻知之不多甚至有意回避其缺陷;同時,由于其理論素養的缺乏,這些海歸人士也很少在理論方面下工夫,卻把形而上學地把西方象牙塔里的智力游戲功利主義地應用中國的實踐之中,大肆宣揚經濟學的實用主義,從而對真正學術的探討造成嚴重的窒息和僵化。啟功先生說,教師要“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但顯然,由于盲目宣傳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身就是功能主義的,而傳播這些理論的人更是功利主義的,那么,試問:在深受“知行合一”思維根深蒂固的中國社會,我們如何能夠期待青年學子從事真正的學問探索,承擔真正的社會責任?其實,當年陳師寅恪先生負笈東西洋數十年,識盡東西洋眾學科各流派,而不敢輕詆國學而崇西學,故為曠代一大師;胡氏適之幸至北美謀得一學位,并局限于實用功利之一流派,乃大倡西化而否傳統,終成學界一笑柄;又梁師漱溟無絲毫海外閱歷,僅憑自身刻苦求索而自成一家,以中學資歷遽為北大名師,也能為往圣繼絕學。顯然,此三人掌故實乃可為當今如何對待海歸在學術界作用問題上作一啟迪,更可引申為對海歸學者的全面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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