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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民退”是一個偽命題 (1)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12-25  瀏覽:107
  《獨立閱讀》成立的時候,兄弟們曾經定下一個規矩,主要就新出版的好書說話。這么做的好處,當然是貼近當下,同時也貼近國內的出版動態,但不好的地方也越來越明顯。由于國內當下的出版總是乏善可陳,好書寥寥無幾,多半都是迎合讀者的口水快餐,少數有點學術價值的書,也經不住細究。況且,由于人們都在夢里黃金,得過且過,因此見之于出版的書根本無法解讀當下中國的現實問題。有鑒于此,我的閱讀基本上一半是已經確定的舊書,一半才是花花綠綠的新書。而且總體來看,我想閱讀的舊書可謂汗牛充棟,一本接著一本,讓我無暇多慮;但對紛至沓來的新書,我卻像一個刻薄的婦人,橫挑鼻子豎挑眼,總覺得都是垃圾。
  舊書的魅力由此凸顯。對于當下繁復的中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我向來堅定地認為,那不是一些真正具有所謂中國特色的新問題,早就有各式各樣的舊書給我們準備了答案。所謂日光之下并無新事,中國人現在所走的路,很多年之前早就有人走過了,而且還留下了一批大好文獻。只是我們面對常識,總是以特色之名虛以委蛇,面對陳舊的錯誤,卻依依不舍。此情此景,導致中國人一直在某種低級的錯誤中原地打轉,當然也導致我們的閱讀視野持續一百年不動搖的狹窄。
  比如關于最近熱炒的所謂“國進民退”現象,我看見各路學者吵成了一鍋粥。事情真的有那么復雜嗎?“國進民退”真的是突然冒出來的現象嗎?或者說,我們這些年的經濟發展真的一直在國退民進嗎?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10月26日在上海說:“中央沒有‘國進民退’的政策”。竊以為這句話含金量甚高。黃先生的言下之意,第一乃是肯定現在的“國進民退”已然是一種發展態勢,第二則是告訴我們,這種態勢雖然并不是中央政府有意為之,但很有可能是30年來“國家能力建設”和“重商主義”交替作用的意外結果。
  這實在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情。無論如何,我相信3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面,都是政府有意識地退出部分市場領域,讓民間力量切入,引入產權清晰的市場主體,形成有限度的自由競爭,才促成了30年的發展。這應該是各個階層能夠接受的共識。否則,30年前所謂解放思想也好,改革開放也好,就沒有具體的歷史意義了。換句話說,過去30年,有條件的國退民進,才是發展的主旋律。而現在,如果我們看到的“國進民退”成為了當下發展的方法論,甚至成為未來一個歷史時期內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那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已經到了一種反向操作的時候了?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高層繼續改革繼續開放的口號言之鑿鑿,豈有走回頭路的道路。所以,沿著黃先生的話說開去,我的問題只能是:既然中央政府并沒有倡導“國進民退”的政策,那么為什么實際的經濟演進竟然背離中央政策而去呢?
  我想說的一句話是,也許是政府好心辦了錯事。由政府信貸擴張引起的經濟繁榮,不可能繼續用信貸擴張的政策醫治蕭條。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一旦中國政府執意要用信貸擴張的政策應對蕭條,那些發放出來的巨量貨幣,并不會像洪水一樣均勻地流向市場的每一個環節,恰恰相反,這些信貸貨幣具有醒目的黏附效應,它必然只流向政府信賴的、具有壟斷地位的,行政色彩濃厚的行業,或者我們干脆就直接說,這些巨量的信貸資金必然只能流向國有企業,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能夠體現國家能力的國有企業。
  一個饒有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當國有企業們一夜之間擁有大量的信貸資金,他們忽然發現自己變得財大氣粗,但同時也發現自己并不知道能夠將這些錢用在哪里!人類的條件反射開始起作用,房地產、股市、能源、礦山當然成為國有企業的獵物,而并購,尤其是并購海外企業、并購國內私人企業,就成為他們的首選的企業經營方法。
  這正是今天“國進民退”的景象!不過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金融危機。事實上金融危機只是“國進民退”的一個引子。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改革始終圍繞著“國家能力”和“重商主義”的路徑在發展,所謂的“國退民進”就是一個局部想象,所謂的“國進民退”才是必然軌跡。
  基于這樣的判斷,我開始再次閱讀王紹光的著作《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十幾年之后,他所倡導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終于以一種國進民退的方式登場。今天的中國,財大氣粗的政府真的可以“將自身意志(preference)轉化為現實”,國家實際實現的干預程度真的與國家希望達到的干預范圍形成了正比。無論是汲取財政的能力,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國家的社會控制能力,都看上去理所當然了。但可惜的是,這種不斷強調的政府主導經濟的方式,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體系一直堅持的個人價值自愿選擇和自由企業市場競爭觀念背道而馳。當看上去無比正確的“國家能力”被彰顯到一個極高位置的時候,國有經濟的比重必然要大幅攀升。我的意思是說,30年來的經濟發展,雖然民營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但在與國有經濟發展的比例上,民營經濟所占規模卻是落后于國有經濟的。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這些年我們是看到民營企業如火如荼,但比如火如荼更加火熱的,是國有企業在全世界范圍內高歌猛進,是幾乎所有有價值的資源和行業,全部集中在國有企業手里。
  另一個導致“國進民退”現象的經濟學因素,是重商主義經濟學。
  國內有一本這方面的書,就叫《重商主義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瑞典人馬格努松的著作,重商主義制度最初出現在15-19世紀的歐洲,并成為當時普遍的國家經濟政策。最經典的重商主義國家包括了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和俄羅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科學詞典》解釋為:“重商主義是政治經濟理論體系,它是政府對于民族的特征進行調節,使國家獲得經濟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現在看來,在重商主義盛行的國家,國家的各個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調節,而政府本身要依賴于各種利益集團,后者相應地從政府那里獲得各種有利條件。
  經濟學家查爾斯·威爾遜說,重商主義制度由政府發布的各種政策、立法、規章、手段構成,盡管國家主體仍然屬于農業社會,但卻急于把自身轉變成貿易和工業社會。顯然,威爾遜的表述成為重商主義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驅動下,政府給與其鐘愛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各種特權,整個經濟以非常明顯的國家主義特征出現。
  歷史證明,這種看似宏大的經濟體制導致了一系列病態的經濟學現象:首先是體制的過渡干涉,導致企業大面積國有化,私人企業發育緩慢,其次是無所不在的官僚主義現象。最后是各種利益群團幾乎綁架了國家。
  重商主義的細節在今天的中國比比皆是。比如政府經常站出來,直接進行經濟干預;比如,與政府沒有密切關系的企業和個人,難以進入有效益的經濟領域;還比如,政府各部門辦事效率低下。權力,準確的說是特權,在重商主義經濟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贏得特權,并使法律完全為自己服務,成為企業和個人最為關鍵的工作。那些擁有特權的組織和個人,總是能夠得到最好的服務,為了持續享受這種服務,他們寧愿犧牲社會其他階層的利益;為了贏得政府的支持,企業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價值。在這樣的經濟學意義上,我固執的認為,當重商主義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方法論,我們看到的“國退民進”可能就是一種優美的想象,是一個看上去很嚴肅的偽命題。事實是,國家從來沒有真正退出過經濟領域,中國經濟30年來的發展,幾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導的經濟史。所以,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如果還繼續糾纏“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就多多少少有點缺乏基本的實證勇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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