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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福珍“死給制度看” (1)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12-25  瀏覽:96
  唐福珍面對準備強拆她家園的政府官員,往自己身上淋滿了汽油,在完全絕望以后,點燃了自己。她死了以后,她的名字被幾乎所有的中文媒體所報道。這滿足了她的生前愿望:“我死給你們看”。她實際上是“死給制度看”,她用自己火鳳凰般的慘烈,映照了一系列制度之殤。
  

  1、物權法》保護不了她的私有財產。《物權法》的起草人之一的江平教授也承認:該法規定,出于社會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征收私人財產,但是該法并沒有具體列舉哪些叫社會公共利益需要,也沒有對社會公共利益需要的判定規定明確的程序。因此,在現實生活中,“社會公共利益”就是政府官員嘴里的“規劃”,這個規劃,被拆的居民沒有任何渠道可以參與討論,政府官員說要拆那家,那家的私人財產就不會得到官員及法律的有效保護。
  而房產所承載的,是每戶居民辛勤勞作的成果,是居民賴以幸福生活的溫馨港灣,是未來希望的孕育堡壘。官員和法律不保護她的房產,她當然絕望。
  2、行政權力不受約束是導致悲劇必然發生。“德國磨房主告皇帝”的故事仍然在流傳。但有多少人注意到該故事中所蘊涵的制度架構呢?——100年前德國的法律執行機構是獨立于(皇權)政府的。所以,最值得復制和效仿的,不僅僅是磨房主在皇權面前的“強項”,而是法院在強權面前的“強項”。但是,只要缺乏法院完全獨立于行政權力的制度安排,就別指望哪個法官能夠改寫被強拆戶們的命運。
  任何交易者之間都有可能存在利益沖突。一個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第三者功能;一個永久的社會和平,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戲規則;它要滿足模糊面紗原則。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提出了“模糊面紗”原則。這一原則認為,判斷一個社會的制度(游戲規則)公正與否,要看當一個人對自己未來的社會地位不確定時,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都認為這些游戲規則都是公正的時候,那么這些規則才是真正公正的。模糊面紗原則精髓是:制定游戲規則的人不能只替自己著想,要替自己的對手著想。但我國的“包青天”來自政府的任命。這個第三者的屁股必然坐在政府一邊,唐福珍有冤屈,能指望得到“包青天”的庇護嗎?
  

  3、土地公有制度導致所有的建筑都是“空中樓閣”。世界上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土地,都主要是由居民所擁有的。唯有中國的城市土地被規定為“國有”,農村土地被規定為“集體所有”。但農村土地的用途,受到國土局的“規劃”所嚴格限制。如果土地真正為當地村民所有,國家又何以審批?這暴露出集體土地“也”在事實上由“國家”支配的事實。
  這就導致居民所有的財產都只是建筑在“別人的土地”而不是“自己的土地”上的“空中樓閣”。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們都是在自己的國家“暫住”。雖然我們經常被稱為“共和國的主人”,但土地的支配權是由號稱“保姆”的官員所掌握。只有“保姆”才有權力決定“主人”到底可以自己房屋里面居住多久。
  我們有權選擇朋友,但我們無權選擇保姆,保姆們是對上負責而不是對下負責的。當保姆來強拆主人的房屋的時候,主人最高抗議,不過是“自焚”而已。
  4、不合理的財政制度導致基層政府如狼似虎。94年分稅制改革有利有弊。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該制度是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談判地位不平等的條件下制定的。這就導致稅收中,大頭被中央政府拿走了,地方政府只能拿小頭。但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品的時候是主力軍,于是地方政府在這種“分稅制”條件下事權與財權不對稱。越是基層的政府,財政赤字越嚴重,不得不高度依靠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但上級政府給地方政府開了一個口子,就是讓他們虧空可以通過土地出售來彌補。于是最終導致地方政府賣地的熱情高漲。
  誰賣地誰得收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地方政府賣地,地方政府就成了一個“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它的行為目標就未必是“公共品最優化”。或者說,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最大化時,不過是帶上了一個“公共利益”的面罩。同時,地方政府賣地符合“雙邊壟斷模型”。在買入(因為壟斷)時可以大幅度壓價,在賣出時(因為壟斷)可以大幅度提價。買入價越低,政府收入越大,地方政府焉能不“如狼似虎”?

  5、“城投公司”——“拆遷公司”是“黑白兩道”利益的交匯點。近兩年,“城投公司”是一項典型的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而拆遷公司往往就掛靠在這種“城投公司”名下。人民網2009年11月27日報道:四川宜賓市筠連縣一家公司在拆遷一居民樓時,100多公安武警現場執法配合其強拆。被拆當事人的代理律師郭剛查詢發現,該公司的董事長、副董事長等7名高管,全是筠連縣財政局、審計局和規建局的局長和書記。白道動用武警,黑道則動用流氓。有的地方的拆遷公司的老總是有前科的地痞流氓。其拆遷時采用的恐嚇手段也是無所不用其極。但由于這種手段是在幫助地方政府獲得土地收入,他們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保護傘”罩著,那是難以想象的。但老百姓能指望地方政府“打黑”嗎?
  唐福珍死了,她那 “我死給你們看” 的威脅,并沒有喚醒其中任何一個準備強拆的公務人員的良心。良心在強大的制度面前,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能換來他們哪怕一絲內疚都很難得。
  唐福珍死了以后,物權法能戰勝地方政府的“規劃”嗎?中國的執法系統能獨立于行政系統嗎?中國土地“國有”能改成“民有”嗎?中央財政能給地方財政多分一杯羹嗎?城投公司能不再“經營城市”嗎?
  能——除非貓兒不再吃腥;除非官員能公示他們的收入;除非“主人”能有權選擇“保姆”;除非制度的改善能由公民參與制定。
  ——謹以此文紀念比我勇敢的唐福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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