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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硬幣之兩面 (1)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12-25  瀏覽:101
  2000年12月,楊小凱教授提出后發劣勢概念,提請人們注意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后發劣勢問題,引起對于該問題的廣泛關注,并引發后發優劣勢之爭。2002年6月,林毅夫教授提出商榷意見,討論再次升溫。然而在這場討論中,有幾個問題并沒有搞得很清楚。
  后發劣勢到底是什么?是有沒有后發優勢或者后發劣勢的問題嗎?是后發優勢多一點還是后發劣勢多一點的問題嗎?是克服了后發劣勢才能夠發揮后發優勢的問題嗎?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呢?什么是長期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東西?私有產權、自由、民主、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到底怎樣?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又是怎樣的呢?
  技術引進與后發優勢
  關于后發國家的后發優勢,林毅夫做過很好的概括:
  從技術層面來講,經濟發展主要決定于資本積累、產業結構和技術進步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技術進步最根本、最重要。這是因為:沒有技術進步,就會碰到投資報酬遞減,積累的意愿就會下降,就不會始終有一個高的資本積累;沒有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就不能高級化,產品就不能升級換代。因此,要看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潛力如何,只需要看這個國家技術進步的潛力有多大。
  技術進步有兩個來源,一是創新,一是引進。從經驗來看,技術創新不僅投入大,而且風險也高。國際上大跨國公司每年要花費幾十億美元用于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然而只有5%左右的項目可以成功申請專利。在這些專利項目中,又只有十之一二最終投入商業生產,給公司帶來回報。可見,如果把所有的,包括失敗了的和不能給公司帶來回報的研發全部算進去的話,最新技術的研發不僅投入巨大,風險高,回報率也并不很高。
  作為發達國家,其企業使用的技術已經處在最高水平,因此技術進步只能來自于創新。不投入資金、人力去從事研究和開發,就不可能有技術進步。發展中國家則不一樣。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國民受教育程度、資本存量、勞動存量以及資本/勞動比等等與發達國家有差距。這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技術和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也是有差距的。發展中國家存在技術模仿和引進的可能性。一般來說,技術引進的成本只有技術創新的1/3。模仿的成本就更低了。因此,通過技術模仿和引進,發展中國家是可以實現技術快速變遷的。從技術的層面來說,發展中國家具有比發達國家更快增長的潛力。
  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國民受教育程度、資本存量、勞動存量以及資本/勞動比等等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因此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技術和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也是有差距的。發展中國家存在技術模仿和引進的可能性。又因為技術模仿和引進的成本遠遠低于技術創新的成本,所以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模仿和引進實現快速的技術變遷,進而實現高資本積累和快速的結構變遷,實現經濟快速增長。這就是后發優勢的主要內容。
  二戰后,東亞出現經濟快速增長的經驗,被譽為“東亞奇跡”。首先是日本,接著是亞洲“四小龍”,維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長時間的快速增長,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甚至趕上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的過程中,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主要不是靠技術創新,而是靠技術模仿和引進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改革開放二十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經濟主要也是通過模仿和引進國外技術、管理獲得快速發展的。這些都是后發優勢的例子。
  制度環境與后發劣勢
  技術總是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中發揮作用,一定的技術優勢需要特定的制度支持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反過來,特定的制度安排又決定著技術的供給和技術作用的發揮。在均衡中,技術與制度、制度的各個部分是相互依賴、相互決定著的。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技術內生供給情況下的最優制度安排是不同于技術外生供給情況下的最優制度安排的。在技術內生供給的情況下,最優的制度安排不僅要保證新技術能源源不斷地被創新出來,還要保證給定的技術能夠盡可能有效地發揮其作用。在技術外生供給的情況下,最優的制度安排只需要保證給定的技術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很顯然,這兩種情況下的最優制度安排是不一樣的。
  技術外生給定,經濟績效很大程度就決定于動員資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了。因此,在技術外生供給的情況下,最優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也就是能夠最大程度動員資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制度安排了。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強的政府”就是一個好的制度安排。政府動員資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顯然超過了民間力量。東亞在“趕超”階段基本都內生出了一個“強的政府”,政府深深地介入經濟活動,就是這個道理。東亞的“強政府”在其“趕超”階段發揮了應有的積極作用,這是不能否定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是技術外生供給情況下所內生出的又一制度安排。林毅夫等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內生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換個角度看問題,也可以說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內生于技術模仿。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是技術外生供給情況下所內生出的一種更強的制度安排。
  技術外生給定還導致對于某些制度安排缺乏需求。例如,在技術外生供給的情況下,是很難有對于專利制度和其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需求的。不難理解,在“趕超”階段,后發國家在這些制度建設方面一定是滯后的。不僅如此,由于制度的各部分具有互補性,這些強化的和弱化的部分還會引起連鎖反應,強化或者弱化制度的其它部分。
  然而,只要后發優勢能夠有效發揮,后發國家遲早是要進入“后趕超”階段的。進入“后趕超”階段,技術供給很大程度就要依賴自己創新了。但是技術內生決定所要求的最優制度安排,是不同于給定技術而只是有效發揮其作用所要求的最優制度安排的。
  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有一個重要的產權特性,就是人力資本天然歸屬于自然的個人。人力資本還是一種“主動資產”,一旦產權殘缺,其價值就會立即貶損,甚至變得蕩然無存,因此,人力資本是需要激勵的。人力資本天然私有,人力資本需要激勵,于是非人力資本就不能公有。這是因為,人力資本歸根結底是要用物質和精神財富去激勵的。這說明,技術創新要求私有產權。我們知道,專利制度以及其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都是對人力資本私產的承認和保護;更一般的企業制度也是對人力資本私產的承認和保護——企業的剩余權正是對企業家精神和各種創意的定價和回報。
  一個“弱的政府”是不能有效保護私有產權的,但是一個“強的政府”同樣也是不能有效保護私有產權的。“強政府”容易產生腐敗和政府機會主義行為,成為破壞私有產權的工具。在“趕超”階段所內生出的滯后的專利制度和其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都成為“后趕超”階段技術創新的障礙。
  “強政府”還是資源配置失當的主要成因。在“趕超”階段,先行國家走過的道路是清楚地,后進國家的政府擁有相對充分的信息。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介入經濟,成功的把握比較大。然而面對未知,需要創新之時,就難免兇多吉少。今天轉軌國家所經歷的轉軌蕭條,東亞所經歷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無不與當初政府過多過深介入經濟活動有直接關系。
  問題主要還不在于此。由于制度具有穩定性,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性,要從一種制度安排徹底地變遷為另一種制度安排,是很困難的事。“趕超”階段最優制度的建立難免給“后趕超”階段最優制度的建立制造障礙。“趕超”階段引進和模仿的成功很可能造成“后趕超”階段創新能力的不足,導致后發國家在進一步的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可見,“后發國家模仿技術容易,模仿制度難。后發國家傾向于模仿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通過模仿技術,后發國家可以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這雖然可以獲得短期的增長,但是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致長期發展于不可能。”這只是后發劣勢概念之一個方面。后發劣勢概念之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是:不是不去模仿制度,而是制度根本就是“動態不一致”的。“趕超”階段所要求的最優制度,是不同于“后趕超”階段所要求的最優制度的。然而制度具有穩定性,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性。“趕超”階段最優制度的建立反而給“后趕超”階段的經濟發展制造了障礙。這才是后發劣勢概念最重要的方面,這才是后發劣勢概念核心之所在。
  保障私產,推行法治
  可見,既不是有沒有后發優勢或者后發劣勢的問題,也不是后發優勢多一點還是后發劣勢多一點的問題,更不是克服了后發劣勢才能夠發揮后發優勢的問題,而是后發劣勢內生于后發優勢,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就像收益和成本的關系一樣,乃硬幣之兩面。要獲得利用后發優勢的好處,就必須承擔面對后發劣勢的代價。這是無可避免的兩難沖突。后發國家應該注意并處理好此兩難沖突。
  處理此兩難沖突,關鍵不在于在政治領域推行民主共和制,而在于要切實地維護和保障私有產權,推行法治,依法治國,減少國家干預,讓私產所有者在市場中自由選擇。私產的所有者一定會利用后發優勢。私產所有者自發利用后發優勢,既可以獲得后發優勢的好處,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后發劣勢的壞處。
  從經濟的角度來講,私有產權和法治最重要。
  私有產權的重要性表現在:第一,私有產權是一種允許用時間、努力和金錢進行投資并讓個人收獲他應得好處的制度安排。私有產權鼓勵投資和生產。第二,在無可避免的競爭使用資源局限下,私產的租值消散最小。第三,在私有產權下,資源會落入善用者手上,用在最有價值的項目上。第四,私有產權是市場和市價的基礎。沒有私產,就沒有市場,也就沒有市價。沒有市價的指引,專業化的利益就要大打折扣。一般說來,私有產權制度下的交易費用—產出量比率最小,經濟績效最好。界定和保護私有產權的費用不菲,然而數千年來,私產或近于私產的制度安排驅之不去,就是證明。
  法治的重要性表現在:第一,約束政府,約束政府的任意干預。政府的權力天然大于個人和企業;給定這一權力,政府隨意干預經濟的傾向是很難自我抑制的。如果政府行為不受法律約束,私有產權、獨立企業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沒有根本保障,市場經濟就沒有基礎。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國,重要一條是老百姓可以通過法律約束政府行為。第二,約束經濟人,約束經濟人的機會主義。人的自利有促進生產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面,但是也有增加交易費用和減少社會福利的一面。這后一方面是需要法制加以約束的。法治是通過界定和保護私產,執行合約來減少交易費用和增加社會福利的。
  法制和私有產權緊密相聯。一方面,私產缺少保障,法治就很難推行;另一反面,沒有法治,私產又沒有根本保障。私產有利于推行法治,法制反過來又是私產最有力的保障。
  而自由和民主呢?私產缺少保障,法治欠佳,自由不但不會帶來效率,反而有損效率。民主是很容易成為破壞私產的工具的。民主要帶來效率,也是要以有效的私產保障和良好的法治為前提的。我們不難找到這樣的國家,不可謂不民主自由,但其經濟績效就是乏善可陳。
  當然,我沒有否定政治民主機制對于產權和法治的積極作用。從長期來看,如果沒有政治民主機制做保障,法治就是一句空話,私有產權就沒有根本保障。然而,憲政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急不得的事。經濟制度的各個組成部分具有互補性。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一夜間做出變更,但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就只能逐步進行調整。滯后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可以使得正式制度安排的效果南轅北轍的。經濟制度的各個組成部分具有互補性,這反過來也表明,整體的變化可以從局部開始。不是說憲政改革一定可以通過漸進的方式完成,而是說即使是激進的憲政改革,前期的準備也是必要的。憲政改革可以也應該從維護和保障私有產權開始,可以也應該從法制建設、從加強法治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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