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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 (1)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12-25  瀏覽:122
  【注】剛剛接受了幾家媒體要求我解讀一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僅供參考。
  【問】從總書記和總理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是否可以斷定中國經濟已經完全復蘇?
  【答】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政府一改美國那種通過“單一的”、寬松的貨幣政策,比如,降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手段,來釋放銀行體系的流動性以達到扶持實體經濟盡快擺脫危機的目的,而是采用了政府主導的全方位救市的模式,即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再加上產業振興等一些列政策的組合,并通過4萬億具體的投資擴張計劃,終于撬動了處在“嚴重惜貸”狀態下的中國銀行體系,無視世界流動性危機最為嚴峻的局面,積極地向參與“鐵公基”項目的國有企業和中央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貸款。這里,我想強調的是,由于中國政府沖在第一線,所以使得政府能夠很快并有效地調動中國金融資源相對集中的銀行體系來參與救市(政府的信用擔保起了很好的作用,而美國發達的金融市場讓政府很難有效地集中民間資源來參與救市)。緊接著中央政府又加大家電下鄉,以舊換新,和住行消費等的政策力度,這又進一步推動了新一輪推動中國整體消費水平上升。于是,這種“輸血型”的救市方法確實起到了提升大眾信心和保證經濟增長的效果。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發現:中國政府用的是一張并非市場原理可以解釋的救市手段——即政府注意到了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通過中西部的“產能擴張”去解決東部沿海地區的“產能過剩”的救市戰略,用自己擅長的“行政網絡”順利的實現了了提振信心所需要的8%的經濟增長目標。但是,從總書記和溫總理的講話中,我們也能看出,中國經濟目前的復蘇還不是很穩定的,沒有回復到市場能夠自身造血的健康發展的狀態。也就是說,由于當初重視量的維持所采取的這種非正統的救市方式也留下了很多后遺癥,如果不及時解決,那就嚴重影響到中國經濟自身的造血功能的回復,就會導致輸血過度或不足而產生的一個沒有活力的經濟運行模式,它帶來的通脹或通縮或更為嚴重的滯漲壓力會損害我們前期救市的效果,甚至會使我們為了不讓經濟二次或三次探底而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明年是解決救市帶來的“后遺癥”問題的一年,是中央政府從“量變”向“質變”轉化(結構調整的真髓)的一年,是奠定未來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模式的關鍵一年。
  【問】孫教授,你怎么看中央繼續強調政策的連貫性和穩定性?我們想請你解讀一下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新一年中會有怎樣的“新意”?
  【答】 我想“新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財政政策的實施方式會發生變化,從政府第一線參與投資和公共消費的拉動經濟復蘇的主力軍角色,慢慢地向“服務性政府”角色轉變。比如,政府要為民間資本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政府要為提高“含金量”的資本流入(比如,環境優化項目的外資,新能源技術共同開發的外資,開展品牌服務和提供高端消費產品的外資等)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要為農村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繼續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的服務,還有政府要為提高中國企業的技術競爭力提供教育和研發的財力保障,要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繼續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資的力度和效率等。當然,所有那些因為前期量的擴張所可能造成的重復建設、過剩產能以及形象工程的項目都會受到嚴格的控制。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中央政府想盡快結束犧牲效率耗費資源的“輸血型”經濟發展方式,而是想盡快建立市場自身“造血功能“復蘇所帶來的有活力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第二,貨幣政策會更加注意靈活性和平衡性的要求。因為,中國政府從其他國家結構調整的經驗和教訓中得知,沒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再科學的結構調整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比如,就業率下降,經濟增長放慢等現象,從而導致社會對改革信任度的降低,嚴重的話會使得政府不得不放棄本來應該重視和貫徹到底的“結構調整”!為了緩解“短痛”可能帶來的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中央政府可能也會控制和放慢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的進程,這可能不得不讓中國經濟會處于一個因為結構調整不合理或不到位,而導致它陷于一種慢性的長期陣痛之中。所以,明年的貨幣政策一定會在充分保證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寬松貨幣政策環境的基礎上,會進行一些非對稱的調控手段,即對過熱的行業進行“信用配給”或加大貸款利率和窗口指導,銀監會也會加大相關信貸方面的監管,而對需要扶持的新興產業則給予優惠的融資條件,以此來改變目前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適當的時候,會通過口頭干預和直接干預的方法,讓價格泡沫過于膨脹的市場釋放掉積累過多的風險,并通過這種“釋放風險”的做法誘導金融資本向產業資本“再回歸”。同時也教育投資者不要一味的去“追漲殺跌”,過度看重眼前的財富效應,從而鼓勵更多的市場參與者去進行長期的價值投資(這也為企業提供良好融資環境和保證金融資本服務于產業資本的重要保證)。否則,脫離企業主營業務績效的、過高的金融資產收益率和日益低下的實物投資的收益率,一定會產生金融資產泡沫不斷膨脹這樣深刻的問題。總之,明年最富有挑戰性的就是貨幣政策!它既要保增長(從而保證結構調整的成本最小)又要防通脹,既要控制國內的信貸膨脹,又要抑制國外熱錢的大舉流入(迪拜危機后國際資本會更加追捧亞洲市場,更加看重中國市場)。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具備隨機應變的調控能力。而作為投資者、企業家和個人消費者則更要密切關注中央銀行貨幣調整的時機和方向。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對投資和消費時機的把握在未來的一年中,難度可能會不斷加大。因此,心里要做好充分的準備才行。
  【問】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充分強調了刺激內需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為了提升中國大眾的消費能力,挖掘中國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我們應該做出怎樣的努力?
  【答】是的,盡管我們還處于經濟的發展階段,人口紅利在目前是我們的優勢,投資增長的空間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十分可觀(它們在高速經濟增長期也表現出一樣的投資主導的特征),而消費市場的能量因為還處于經濟發展階段這樣的客觀因素,所以,很難在短期內像發達國家那樣替代投資成為推動經濟的市場主旋律,但是,我想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推動內需作為明年一個重中之重的任務來抓,主要是出于以下幾個戰略性的思考:首先,中國經濟從總體規模上看將成為超越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國(盡管支撐內需的人均收入還處于世界的第103位),在當前全球經濟尤其是一直以來支撐世界各國出口市場的美國經濟還沒有擺脫金融危機的深度影響,國內經濟失速的發展反而非常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來幫助它“解脫”困境,所以,中國政府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慮,避免無謂的國際紛爭(有時它是以 “中國威脅論”的思潮抬頭反映出來的)和保持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的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不得不下大決心來挖掘中國潛在的消費能力,由此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第二,這場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讓中國看到了金融全球化給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效應添上了重重的負擔和風險,在看不到有效地監管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運營模式和美國雙赤字繼續膨脹(由此結構性的產生美元長期貶值和美國利率下滑的態勢)給中國外匯財富所可能造成的更大麻煩(美國方面對我們給予它們的流動性支持并不領情,并聲稱這場危機中國也有責任),我們需要一個國內市場來支撐中國經濟不斷發展所需要的產能擴張(新興市場保持經濟增長的一種客觀表現)的局面。第三,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必須建立在客戶導向的市場基礎上,如果我們一直安心于世界加工廠的地位,一直安心于這種解決中國就業的傳統模式,那么,我們的產業就不可能把提高附加價值服務高端客戶的理念根植于企業內部的戰略發展計劃來謀求利潤的最大化,于是,日益增大的中國富人階層除了對高檔房地產投資的需求外,就會把大量財富帶出沒有品牌、沒有高附加價值、也沒有誠信的中國消費市場,他們財富的流失將會導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惡性循環的根源之一。具體表現為輕視教育、輕視研發(或者客觀上是由人才不足導致)、過度追求高風險的收益來源(股市、樓市的泡沫因為社會整體的過度投資而引起)、貧富分化加劇(富人財富向國內中低收入階層的有效轉移渠道因為生產結構的不匹配和經營理念的不到位而嚴重缺失,社會仇富心態也在惡性膨脹)、企業對匯率和利率波動以及海外大宗商品的價格上升十分敏感(因為保持價格優勢是中國企業目前壯大的命根子),政府和金融機構外匯財富風險不斷累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很難體現等各種深層次的“結構問題”。所以,如果伴隨收入良性再分配的市場內需機制能夠盤活起來,那么上述問題就可能會出現很大的改觀。
  一句話,培育市場、喚起內需非常重要,但任務艱巨。這主要體現在供需兩大層面上:從需求面上來講,今天,影響中國經濟內需增長的障礙主要來自于三大方面。一是在廣大的農村,有消費愿望但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十分嚴重,今天中央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通過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來解決廣大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是釋放這種消費能力的關鍵所在,但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環境中,如何讓農民按照市場的運營模式積極加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農村城市化建設中,這是未來我們所需要挖掘智慧、拿出勇氣來解決的一個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二是即使在城鎮,通過這30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居民的財富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但是,卻依然存在有消費能力但不愿消費的問題,而今天如何推動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的建設,將是解決中國居民過度依賴(金融)投資以達到“自我擔保”效果這種“非理性”選擇問題的一個關鍵環節(它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次強調的一個重大的民生問題)。這種狀態持續下去,今后中國大部分人可能會面臨更加嚴峻的“未富先老”的局面!三是我們不能回避中國經濟今天所面臨的非常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富人群體雖然是少數,但掌控著中國大量的財富資產。而且他們財富增長的機會比起上面兩層群體要多得多。但是,同時他們又有旺盛的消費愿望和消費能力,只是在國內無法完全實現他們所渴望的消費方式而已。這里有我們廠商產品的定位問題,有我們自身品牌不過硬的問題,也有我們產品的誠信不到位的問題,當然有些消費雖然能夠實現,比如高檔的住宅樓,但這種消費可能會帶來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問題,解決不好后者的問題,不僅是內需不可持續,而且會破壞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尋找沒有負面影響的刺激富人消費的模式是中國目前這種特有的經濟結構下必須接受的一個重大挑戰。它比單純地向富人征收高額的稅收,比如開啟遺產稅(產權沒有明晰的情況下很難操作)效果會更快些,畢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積累過程中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當初的企業家的努力才推動了中國經濟不斷向前發展。于是,提供富人向消費的東西而又不會增加其他人的麻煩,是中國新增就業機會和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建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了發展文化產業滿足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高要求和高向往)也許提供了解決富人消費模式的一個很好的范本(實際上也是一個增加中低收入階層所得和就業機會所帶來的良性的收入再分配的過程)。
  從供給面上看,阻礙中國產業結構按照國內市場需求成功轉型的因素也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物流、售后服務、消費意識、誠信文化和公平競爭程度等方面所反映出來的商業環境沒有國外那么成熟,所以,即使國內存在潛在的消費市場,但消費者和廠家都會感到“不安心”,顯性和隱形的交易成本很大,而這些狀態的扭轉不是一蹴能就的。二是專利保護的環境和創新文化嚴重缺失。優秀大學生主動去創新立業但遭到擔心孩子生活穩定的家長們激烈阻撓的案例常有發生。而且,由于專利保護的制度還沒有成熟,扶持創新的金融環境也還剛剛起步,所以,我們既沒有像美國那樣的以市場為基礎的一次創新活動,也沒有像日韓那樣根植于企業內部的大規模的二次創新活動。相反,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上卻反而能表現我們自己所向披靡的國際競爭優勢。三是人才流動(甚至更廣泛的勞動力流動)的成本較高,無論是(同等國民)待遇問題,還是工作機會問題,無論是教育質量(也包括社會倫理)問題,還是生活環境成本的問題,都會影響到企業自發的融入產業結構調整的活動中。而過度依賴政府去推動的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執政部門如果不注意方式很可能會帶來更多負面的外部性。比如,重復建設、形象工程、腐敗賄賂、國進民退、惡性競爭等問題就會不斷冒出。雖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這些問題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但是拿出具體的有效解決方案可能還需要時間。
  【問】現在根本哈根正在召開全球氣候治理大會,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了節能減排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日歐發達國家主導的低碳經濟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
  【答】我們要注意低碳經濟發展的程度,隨時做好調整自己思維方式的準備。因為這已經不是一個某些國家所提倡的未來發展的理念問題,而是世界經濟正在朝著一個“新標準”邁進的過程,美國這次雖然落后于日歐的發展,但是,從它對自己汽車產業的治理力度上,從兩位華裔部長前期訪華的內容上都能看出它在奮力直追的態勢,不想因為在新的標準下自己的落伍而喪失美國技術競爭和企業品牌在世界經濟中絕對和相對的優勢地位。中國雖然現在非常關注低碳經濟的發展,也在逐年重視我們自身的相關產業和技術的培育,但是,我們最大的問題是這樣的新標準如何在我們現有的重工業主導的產業機構中滲透進來,它所帶來的放棄舊產能引起的增長放慢、失業增加的風險該如何消化和分散。如果我們力挺自己是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義無反顧的發展我們在維護“現有標準” 基礎上的產業,那么未來真得低碳經濟加快向我們走來的時候,由于我們整個社會基盤沒有相應的匹配上來,那么我們技術上的弱勢、產能過剩的局面、研發導向上的錯誤等,都將會讓我們已經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途的成果白白廢棄。所以,究竟是提前接受低碳經濟加快針對性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還是繼續發揮我們現在的比較優勢來維持增長和就業水平,這不光是我們決策部門要做的艱難選擇,也是我們企業、甚至個人都要做好的一個重要的心理準備。否則,我們就應該安心接受我們發展階段所需要我們的加工貿易形態,由此也就不得不背負低附加價值、外匯資產風險增加的負面影響。直到我們人均收入達到先進國家的水平再來思考這類大國引領世界經濟的問題。不過,有很多學者指出,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是互為促進的。但我們也看到,盲目的產業結構轉型導致經濟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也不在少數。這里面真的需要全社會的智慧、勇氣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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