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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嘯鳴:仇富與富二代接班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12-25  瀏覽:112
  近日,一場主題為“富二代的快樂成長與家業傳承”的論壇在順德舉行,第一代創業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大多已接近退休,他們迫切希望子女能夠盡快接班。但是,順德九成以上“富二代”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接班。很多“富一代”呼吁政府效仿江蘇省,出資集訓“富二代”,幫助他們培養接班人。
  早在今年8月17日,人民日報就以《江蘇集訓民企二代掌門進黨校學習到國企掛職》為標題報道:江蘇將用兩年時間在全省培養1000名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就是要把這些大型民營企業的接班人或成長型民營企業的負責人列為培養對象,通過進黨校學習、到基地培訓、由導師幫帶、到國企掛職鍛煉等方式,培養成具有現代經營管理能力、對黨有感情、支持黨的工作的民營企業家后備人才隊伍,引領民營經濟新一輪發展。
  總覺得這類新聞的邏輯很別扭:1、這些老企業家們,他們當中那個是通過讀書“讀”成企業家的?幾乎沒有一個,都是市場競爭以及關系競爭中的佼佼者。而現在他們居然公開指望準備接班的子女們“讀”成企業家。2、最不缺錢的他們,居然要求政府出資集訓他們的子女。顯然這是最容易惹火上身的提法,他們居然不知道避諱?同時,在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黨校焉能“嫌貧愛富”?3、更奇怪的是:要“讀”成企業家,也應該去讀MBA呀,那應該去找大學呀,怎么熱衷于找政府?4、“‘富二代’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接班”的問題,看起來是個意愿問題或者是個能力問題,如果真是這個問題,那么他們可以接股份的班,未必接經理的班。只有在他們認為接股份的班有障礙,才會去找政府。
  以上這些表面上別扭的表述,也許在這種情景下,才可能合乎邏輯,那就是他們都已經“被代表”發言了。我的意思是,這種表述未必真是企業家們自己的表述,而是那些假扮企業家的人,用自己那“非企業家”的思維,替企業家表態了。
  在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富二代”接班的問題,根本就不會是一個公共問題,也不是政府需要介入解決的問題。但是在中國這個有著傳統的“仇富”心理的社會背景下,假如富一代“真”有這個訴求,那就有點像是投石問路。那就意味著:他們關心的焦點根本就不是“誰出資”集訓,而是要看看政府對富二代接班的問題,到底持什么樣的態度。換句話說:富一代要想培養他們的下一代,缺的肯定不是錢,他們缺的是穩定的期望值。倒過來說,如果富一代沒這個訴求,那就是那些假扮企業家的人在威懾這些富一代。
  這未必是筆者的杞人憂天。當前有幾個看似散亂的新聞,其暗含的內在邏輯可是高度一致的。比如:溫州商人投資山西煤礦后不久,就“被國有化”,超過兩千億元的溫州資本深陷山西。實際上,隨著“國進民退”在煤炭、鋼鐵、房地產等領域愈演愈烈,一大批的民營企業家的資產正在被“被國有化”,一大批的富二代們將無班可接。
  江蘇省委出資集訓“富二代” 加強黨性教育。并把培訓經歷作為新一代非公經濟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條件。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制度安排。因為中國的傳統是“學而優則仕”,干部選拔注重的是學歷、能力和忠誠。而江蘇的這種選擇似乎是“富而優則仕”。另外,黨外人士不是可以通過人大政協參與政治安排嗎?沒讀過黨校學習就不許“參與政治”?參與政治什么時候成了“黨校”的特權?
  黨校的強項是培養忠誠,公共管理能力和企業管理能力的培養是大學的強項,未必是黨校的強項。我從善意的角度看,這也許是黨校為了拓展自身的業務范圍而開創的一項副業?另外,在富二代的培訓內容中,加入“到國企掛職鍛煉”顯得很無厘頭。國企本身就是官商不分,其生存發展依賴的是政府對其政策上的傾斜,富二代能從那里學到什么“企業家才能”?最多能在那里找到一些靠山。也許,至少這種制度安排卻給了民營企業家一個可以“繼續富下去”的穩定預期。
  顯然,山西和江蘇體現的是兩種理念,這兩種理念的博弈,誰將占上峰?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有兩千多年,但是中國的文明程度,卻總是在低水平循環。“仇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之一,商人統統都被打上“奸商”的烙印。中國影響深遠的經典名著中,《水滸傳》強調的是平民打劫有理,打劫者都被當做英雄進行刻畫;紅樓夢強調的是官府打劫有理,富二代賈寶玉最終落得出家為僧的下場;西游記則強調了后臺的絕對重要性:無后臺的妖怪都被打死了,有后臺的妖怪都被領回去了。
  李鴻章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從“官”的角度不再“仇商”的官員。在他手上建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一系列近代企業。但從名字上看,它們全部被冠以“局”的名稱,似乎是政府機構。原因在于:清朝地方官員對“商”一直采取關門打狗政策,任意勒索刁難,一位中國商人寫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與畏官之無信而已”,李鴻章的“官督商辦”設想,給商人們“戴上紅頂戴”,才能避免地方官員的敲榨。但是,也從此種下“官商勾結”的種子,這類企業的最大問題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戲規則的政府大官,又是參加游戲的主要成員,其雙重地位造成的利益沖突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
  這樣的文化背景強調的是官本位文化和特權文化,排斥的是資本本位,這種文化的價值觀不強調“產權”和“人權”,不強調憲政制度對公權的約束。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可能孕育出工業革命的。如果繼續“仇富”下去,那么連工業化和市場化是否能持續發展下去,都可能成為問題。
  現代社會,老百姓“仇富”基本無效,無論是偷還是搶,都會被法辦。從本質上講,中國的老百姓是“羨富”,只要先富者的財富能得到穩定的保護,“窮二代”們都會向著富裕奔跑。這個過程實際就是努力提高國家的產出水平,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過程。但是,官員要仇富卻一定有效,編個理由,財富就會被“抄家”。我在《解放思想就是讓思想競爭》一文中指出:鄧小平的“讓富論”中,最重要的一個字,是“讓”。這個字說明了他和前任的迥然不同。但也就是這個“讓”字,說明了這可能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昨天可以讓,那么明天呢?
  最近已經報道了河南始固縣官員選拔自己的子女們做接班人的新聞,有評論認為:“官位世襲是‘官選官’下的蛋”。這說明我們的“官二代”其實也是選票的結果,只不過是“官一代”選票的結果。實際上,官本位文化就是強調官員才是資源配置的“看得見的手”。他們要求整個社會必須以公共權力為崇拜中心。這種崇拜是有深厚的物質基礎的——官二代其實也是富二代,但是由于缺乏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所以他們實際上成為了“隱身富二代”。
  江浙和廣東是中國最富裕的幾個省份,但這幾個省份未必是中國人均資源最豐富的省份。他們富裕的原因,是這幾個省份的企業家比別的省的企業家密集,他們配置資源的效率高,能力強。這幾個省份也是中國“企業家精神”孕育的搖籃。因此,這幾個省的企業家的待遇問題,尤其令人關注。
  假如富二代因為政策改變而接不了班,會發生什么事情呢?首先是人們的“仇富”心態會得到滿足,就像50-30年前那樣。其次是那些覬覦著富二代家族財富的人會暗暗高興,因為這意味著官二代替富二代接班了。國進民退實際上就是官進民退,是權力進權利退。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必然是財富向外轉移,因為這片土地已經不適宜投資了,企業家精神都被扼殺了。愚蠢的人會將財富看成存量,眼紅的是誰掌握;聰明的人會將財富看成增量,注重的是如何繁衍出更多的企業家,更有效率地開發出資源的價值。讓更多的人富裕起來。
  熊皮特則是這樣定義的“企業家”:一種不確定的世界中經營,勇于冒新風險,敢于逆社會潮流而上的經濟人物。奈特說:企業家就是通過識別不確定性中蘊含的機會,并通過對資源整合來把握和利用這些機會獲得利潤。他進一步區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風險是一種人們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不確定,但是人們可以根據過去推測未來的可能性;而不確定性則意味著人們的無知,因為不確定性表示著人們根本無法預知沒有發生過的將來事件。就是說,“不確定性”比“風險”更可怕。
  為了應對經濟危機,總理說: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這是非常正確的。中國的企業家需要解決的不確定性中,不但來自市場競爭,還來自政府政策。對他們來說,政府給予的對財產權利的保障的信心,比鉆石更重要。
  所有的無產者都期望成為有產者。在官本位文化下,“當官發財”才是正道。在資本本位下,為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在競爭的環境里面以獲取貨幣選票才是正道。我們正處于從前者向后者演進的路途中。官本位能否轉化為資本本位,取決于價值觀的轉化。富二代要想穩定接班,必須充當“人權、產權、安全、公平、憲政”等普適性人類價值觀的宣傳主力軍。
  黨校愿意培養富二代,這絕對是好事情。對此我舉雙手贊成。為了提高這種培養的效率,我建議黨校的專家教授們,先到非國有企業去“掛職鍛煉”一段時間,了解他們這些私營企業家是如何處理各種不確定性。打鐵需要自身硬,只有當這些專家教授們能夠自己具有開出一家私營企業的能力以后,才能去教富二代們 “正確的”現代經營管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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