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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需要道德取舍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12-24  瀏覽:75
符合利益的,不一定合法,更不一定合乎道德,道德是最長遠的利益,企業社會責任,代表著一個企業的道德水準 制造三聚氰胺的張玉軍的死刑判決由河北省高級法院維持原判,至此,隨著三鹿的破產、以及其他相關人員的司法審判的終結,似乎三鹿事件的大幕已經逐漸落了下來。但是,去網上搜一搜,卻可以發現,這個事件引出的對一個行業的道德質疑,似乎并沒有偃旗息鼓。三鹿事件讓我們看到了“我們都知道,就是你們不知道”的黑洞,也讓我們了解了“雖然在我們手里壞了事,只有壞人才是壞人,我們都不是壞人”竟然還是一種道理。 在三鹿事件中,三鹿之所以被綁上了道德和經濟的恥辱柱,法律依據的關鍵是“明知故犯”,是在“明知三鹿牌嬰幼兒系列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的情況下,仍準許庫存產品三聚氰胺含量10毫克/公斤以下的出廠銷售。”但是,公訴機構的起訴的開始日期是在2008年8月1日,是“在河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技術中心出具檢測報告,確認三鹿集團送檢的奶粉樣品中含有三聚氰胺”之后。也就是說,在這之前,三鹿以及這個行業對三聚氰胺的“熟視無睹的知”,就不算是“知”了。 關于“知”與“不知”的判斷混淆,關鍵在于這個行業的“奶戶――收奶員――奶站――生產廠”的結構。奶制品企業從奶站收購鮮奶,但是由于奶戶、收奶員和奶站都不隸屬于奶制品企業,只是奶制品企業的直接或間接的供應商,在國家沒有規定生產廠檢測三聚氰胺的背景下,一個黑洞就產生了。盡管奶站加水、加防腐劑、還加三聚氰胺在這個行業幾乎盡人皆知,但由于奶站處于奶制品企業的大墻之外,也處于奶制品企業的“三張財務報表”構成的經濟和法律的高墻之外,奶制品企業雖然經歷了巨大的“公共危機”,竟然全部算作“不知”,也就全部免責(除三鹿的“明知故犯”之外)了。 “這是全行業的一個‘膿包’,這次很不幸,被我們三鹿給擠破了。”這是三鹿的一位員工在事發后的評論,真是發人深省。這句話提出的問題,直指整個行業,直指這個行業中的企業領導人,問的是決策背后的道德,問的是企業在“三張表”以外的責任。 決策與決策道德 我的導師羅納德?海沃德(RonaldA.Howard,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學的決策學權威教授)前兩年出版了一本書――《決策的道德》,書里討論了決策價值的金三角,也就是決策價值的三個維度,即利益、法律和道德。[1][2][3]下一頁決策的結果是行動,是一個行動方案帶來的不可逆的資源配置。要判斷一個行動是否符合道德,可以從這三個維度展開。在利益的維度中,我們區分的是一個行動是否于我們有利。對于個人,可以是是否現在該買房子了,也可以是是否需要換個工作。對于企業,則可能會是圍繞著企業經營的方方面面。我們平衡不同的議題,算計可能的盈虧,權衡各種風險,大都是圍繞著這個維度。 在法律的范疇中,我們要判斷的是一個行動是否合法。法律規定了我們不能做什么,也規定了如果做了規定不能做的事,會受到什么懲罰,同時還規定我們的責任。對于企業來說,生產和銷售偽劣產品就是不能做的,做了(又是領導,像三鹿的前董事長)就可能被判無期徒刑。但企業按規定交稅,就是企業的責任。 這里要注意的是,在決策中我們往往遇到的是三個維度上的價值沖突。簡單的情況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不一定合法,更不一定合乎道德;這在過去三十年中尤其如此,前一階段討論的“企業原罪”,就是這個情形。反過來說,符合道德的,不一定符合我們的利益,比如:借錢還錢是個基本道德。但是我們常常看到的是“楊白勞比黃世仁還兇”的利益驅動現象。復雜一點的情況是,符合法律的,不一定符合道德,三鹿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制度上的黑洞,當然就屬于這一類。 一個決策的行動,有其背后價值的取舍,這也是對決策和行動的一個限制。在討論價值取舍的時候,這個三角就有了更廣泛的意義。如果我們要求企業的決策既合乎利益,又合乎法律,還要合乎道德,那么我們的決策和行動的空間只能是中間的“倒三角形”。但是,如果我們突破了某一個界限,比如:把道德的這個界限突破了,企業行動范圍不就擴大了很多――去掉了道德這個限制之后,就可以去采取違反道德的行動,決策人就增加了決策和行動的空間,就多了很多方案的選擇。同樣,如果法律的限制可以突破,一個企業可以做的事也就多了許多。 把法律和利益混為一談的經典案例之一,應該是安然公司的CFO安德魯?法斯特(AndrewFastow)。在安然事件爆發出來之前,法斯特在一次對CFO雜志的采訪中說,他已經找到了一些創新方法,降低了安然的資本成本。后來人們才發現,他的“創新方法”不過是把債務放到了資產負債表外的資產上。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安然的決策,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安然要擴展,就需要資本;在資本市場獲得好評,就需要“亮麗”的財務報表。這些暫時還都是利益的范疇。但是,由于舉債發展,安然的財務報表就會不太好看,可能的做法之一就是做些“財務報表創新”,這時候利益、道德和法律就開始了互動。安然的決策是走出法律和道德允許的邊緣,也許當時還是有些模糊的邊界。后來的結果,也就不必細說了。CFO安德魯?法斯特(AndrewFastow)被判六年徒刑的理由之一,還是欺詐。 這個金三角的理想模型是:道德和法律都是限制,在這兩個限制的基礎之上,企業可以無限地發揮想象力和執行力,去擴大利益,創造價值。一旦把作為基礎的這兩個三角形打開,決策和行動的空間自然就延伸開來、擴展開來,就給企業帶來更多選擇。但是,當這兩個作為基礎的準繩改變了,就會因為行動的空間擴大,同時也給企業帶來更大的風險――就要冒著違法的風險、違反道德的風險、被人譴責的風險。法律和道德風險給企業帶來的后果是難以估量的。對于違反道德的行動,社會對企業一貫的懲罰都是孤立――因為你不符合道德,大家就沒人愿意跟你來往,你就變成一個孤立的個體,就沒法做生意了。其實,最終你會發現道德是最大的、最長遠的利益。 在小額金融的實踐中,多戶聯保是一個信用體制的創新。一戶借錢,要多戶聯保,這個人還不了錢了,就要由保人來還。試想一下,在這個制度中,一個人總是不還錢,就是既違反了合約,又違反了道德,長此下去,肯定是沒人跟他玩了。一個村子5戶聯保也好,8戶聯保也好,最后總會剩下幾個人,沒人愿意跟他們聯保,他們甚至也不愿意互相聯保,也就借不到錢了,這就是違反道德的結果。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桿秤,這桿秤就是村子里每個人的信譽。 總的來說,法律還是比道德清晰得多。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說的是壞事總會有人管。但是道德不然,總是有些模糊,不同時代還有不同的準則。對這一點,Howard有個觀點,道德就是你在黑暗中面對自己和上帝時的思想。這就是說,道德是一個人在沒有任何人監視,或一個企業在沒有任何外界和社會監督的情況下,所做的事,所采取的行動。個人和企業一系列的行動的邊界,就是他的道德――即便大部分行動沒超越道德的界限,沒有違反道德的規范,只要有一部分違反了,那就要拿超越界限的行動來說事。決策和行動的邊界代表了一個人和一個企業的道德水平,決策和行動跨過了道德的邊界,那就是違反了道德。毛澤東說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做一點有道德的事并不難,難的是永遠做有道德的事。要看的就是這個邊界。 從另一個角度說,也可以判斷一個人或者一個企業做的事情是不是道德的。如果你是在別人不知道的情況下做了一件事,也沒有義務告知所有其他的人,那么在邊界不很清楚的情況之下,只要想象一下,你要把你的行動向社會公開、向網絡公開,特別是與這個行動可能影響的相關利益者討論――如果你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感到這件事可能不能做,感到不妙,感到難以啟齒,就可能有問題了。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討論了決策價值和決策價值的三個方面,價值取向、價值選擇和對待風險的態度。決策的“金三角”從道德的方面,又進一步展開和分析了決策價值的這三個方面。三鹿事件表明,對企業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線會給社會和自身都帶來的巨大危害。同時,奶制品行業眾多企業的“免責”又把我們引向另一個話題:企業的責任究竟是什么? 企業社會責任及其風險 如果我們把三鹿事件放到“金三角”里,就可以看一看當時的市場結構下的奶制品企業的決策。在沒有強制性三聚氰胺檢測的條件下,奶制品企業在法律上只需要奶站承諾沒有加三聚氰胺,就可以說“不知”,就可以免責。這是當時市場結構下的制度缺陷。屬于法律范疇。但是,奶站加水,再加三聚氰胺在當時已經是行業廣為人知的現象。這時候,奶制品企業可以選擇自愿采購檢測設備、加強內控,或者是主動調整行業結構,也可以選擇利用法律的缺陷,把眼睛閉上,假裝“不知”。這是道德的范疇。從結果上看,他們選擇了后者。而前兩個選擇,到了后來都變成了強制性措施。上一頁[1][2][3]下一頁企業社會責任成為一場運動,其發端之一就是一系列與三鹿事件類似的事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一批美國的消費品品牌成了媒體的關照對象。當時,這些服裝、運動鞋等消費品的“大牌”已經逐步把生產基地轉到了發展中國家,交給第三方供應商生產。調查發現,這些第三方供應商的工廠里,存在著大量觸目驚心的違反勞工權益的做法,包括雇傭童工、超時加班、缺乏基本的勞動保護條件和安全措施等等。調查結果捅到媒體上,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雖然,這些國際知名品牌最初的態度與三鹿事件中的奶制品企業的態度一樣,“不是我做的,我就不違法;我沒有看見,我也就沒有違反道德。”但是,公眾和消費者則完全不接受這個道理,而這就讓這些“大品牌”膽顫心驚了,因為消費者“不買你的這個道理的賬”,就會“不買你的品牌的帳”。于是,管理供應商的法律和道德和“合規”,也就逐漸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展,意味著企業不能再躲在由治理結構、財務報表與合同關系組成的高墻之內,說“外面的事都不是我的責任”了。企業的目的是通過為客戶提供產品和服務,最大化股東價值。但是在實現目標過程中,由此產生所有的行動都會對周邊的社會和環境產生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就是要界定實現經濟價值的過程中,企業給社會帶來什么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劃定了這個邊界之后,就發現原來由治理結構、財務報表與合同關系組成的高墻倒了,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企業與周邊社會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與相關利益者的互動,這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圖畫。 回到決策價值的金三角,我們還會發現,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框架下,這三個三角形的邊界也變得模糊了,企業決策的復雜度和難度都大大提高了,因為企業必須從責任出發,從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和互動出發,從道德和法律出發,做出自己的發展決策和行動計劃。在這個新的結構中,道德和法律不是利益決策的平衡因素,而是利益決策的出發點。 從分析中可以看到,企業社會責任代表著企業的道德水平。然而,道德比起法律要復雜許多,法律大部分是說一個企業不能做什么,從對人的資源和能量的要求來說,法律都是被動的,屬于“負能量”――你也不用花太多的能量,專門說要做什么事情才能符合法律。道德就不太一樣了,道德也有被動的,說一個企業不能做什么,但也有許多是主動的,說一個企業應該做什么,最好是做什么。做主動的事,比如慈善捐款,就要付出,要投入資源,也要付出努力,是正向的能量投入。因此對于企業來說,社會責任的承擔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避免不能做的,一方面的全面考察、審慎決策要做哪些應該做的。 與三鹿事件的奶制品企業的所作所為相對應的是行業壟斷企業的創新。壟斷企業規避創新是經濟學教科書的經典分析,在許多行業的發展中也有許多案例,比如:美國的汽車行業和移動通信行業。創新對于集中度低、競爭激烈的行業是未來生存的必由之路,但對于處于行業壟斷的企業,特別是處于行業壟斷企業的大型國企,則是企業對社會的責任。試想,如果處于行業壟斷地位的企業不去創新,這個行業的產品和服務就會長久的處于低水平,這個行業在全球的競爭地位就難以提高。企業對創新的投入,不能只從股東的當期利益考慮,更要從國家、行業、客戶、產業鏈等多個相關利益者的角度考慮。如果企業從未來發展的角度謀劃創新、鼓勵創新、開展創新,反過來又可以為股東帶來更為可持續的投資收益。 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也許可以分三大類,或者說企業社會責任的所有的行為都可以從這三類別進行分析。第一類,是為所有相關利益者帶來好處的行為,這是要大力推動的方向;第二類是對部分相關利益者有益,但不一定對所有相關利益者有益的行為,這是要審慎決策的行動;第三類,是不應該的行為,我們前面談過有一個判斷的標準――敢不敢向廣大的社會公眾公開這個行為。這是要規避和避免的領域。 隨著各個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日益提高,企業在社會責任管理上的風險也大大增加。對于社會責任風險的防范,主要指后兩類行動,特別是第三類行動。一般的風險定義,是指某一個行動的結果沒有達到預期或者低于預期的,這是一個比較廣義的定義,不僅包括負向的損失,還包括機會成本的損失。如果企業行動的結果低于利益相關者的預期,就會給企業帶來社會責任風險。從企業社會責任風險的角度看,企業一定要改變自己看自己的觀點,企業社會責任不是企業自己對自己行為的預期,是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互動的行動中,社會對企業的預期。比如,在整個三鹿事件全過程中(包括,三鹿事件“發作”之前,奶制品企業“失語”),奶制品企業的表現是低于社會預期的。在這個事件中,企業社會責任的“不作為”,帶來的是社會的損失,也是企業的損失,如果要計算機會成本的話,一個行業的企業是很難承受得起的。 衡量一個人的道德水平,我認為最合適的一個形容詞,是高尚,說這個人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形容一個企業社會責任做得是好是壞,是不是具有高尚道德水準的企業,如果社會對其評價是高尚,就說明它盡到了企業社會責任。三鹿事件的反面教訓,說到底就是就是兩句話,道德是一個企業最長遠的利益;企業社會責任,代表著一個企業的道德水準。在全球范圍內能用高尚道德來評價的企業,極少。但它是一個終極目標,企業可以朝這個方向努力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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